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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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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谁在用它挣大钱?  

2016-05-11 10:12:00|  分类: 影响因子,sci,jcr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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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新发现》杂志2016年第4期

科学外史(118)

 

影响因子:谁在用它挣大钱?

 

江晓原

 

影响因子:谁在用它挣大钱? - 江晓原 - 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影响因子是“学术公器”吗?

  本专栏上一期,笔者将现今中国科学界顶礼膜拜的“影响因子”比作“学术江湖的《葵花宝典》”,说不定已经惹了众怒。

  有人会非常自然地问:影响因子难道不是国际科学界对科研成果公认的最客观评价吗?确实,许多中国科学家和公众对影响因子的权威性深信不疑,“影响因子”神话已经对他们产生了严重误导。影响因子在中国当下的期刊评价体系中,特别是在科技期刊评价中,已被推崇到荒谬的高度。例如英国的《自然》杂志(Nature),如今在许多中国学者心目中绝对是高居神坛,而它之所以被学界捧上神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影响因子游戏中长期遥遥领先——2014年它的影响因子高达41.5,在SCI期刊中位居第七。

  这种迷信和崇拜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下面的例子可见一斑:2006年《自然》杂志上的文章介绍说,这年中国科学院对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给出的奖金是25万人民币,而中国农业大学的奖金超过30万人民币。这样的“赏格”,让《自然》杂志自己都感到有点受宠若惊。此后十年,“盛况”不减,国内普遍将影响因子用于衡量学者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甚至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

  非常奇怪的是,国内学界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过程,几乎没人关注,更没人注意到它纯粹的商业性质。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们普遍从一开始就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将它误认为是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

  本文要做的事,就是告诉你这样一个事实:“影响因子”是一家美国私人商业公司用来挣大钱的产品。知道了这个事实之后,你仍然愿意热爱影响因子,仍然愿意对影响因子顶礼膜拜,仍然愿意将影响因子视为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那是你的自由。但至少有一点:这和我们通常认为的“学术公器”总是有所不同了吧?

 

一家名叫“科学情报研究所”的商业公司

  上一期专栏中,笔者感叹中国人办杂志特别老实,其实我们中国人在给公司起名字的时候也一样老实。

  每年发布的“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和“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简称JCR),如今被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SCI可用来检索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情况,JCR则是SCI的衍生产品,它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 & 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这就是期刊的“影响因子”。许多人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它们是由“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发布的。而实际上发布这两个玩意儿的,究竟是什么机构呢?

  发布这两个玩意儿的机构是“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通行的简称是ISI)。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业公司,1992年起又被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收购在旗下。只是ISI的这一性质,多年来一直不太为广大公众和学界人士所知。对于习惯于名实相副的中国人来说,这未免太出人意表了。但是要记住,这个游戏是在美国玩的。

  ISI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25~)的私人商业公司最初曾使用“尤金·加菲尔德学会”的名称,这听上去和美国不少搞伪科学或神秘主义的机构气味相似,效果不很理想。1960年加菲尔德将它改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听起来就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学机构了——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晚年加菲尔德功成名就,笑看生平,踌躇满志,对于自己早年的“成功之道”不再隐讳,在文章中非常坦率地承认,他要的就是这种鱼目混珠的效果:“特别是在国外,‘科学情报研究所’这样的叫法,很容易被当成一家非盈利机构”。在美国这样做并不违反法律方面的任何条规,但在老实巴交的中国公众所习惯的观念中,这几乎已经涉嫌欺诈了。

 

信息帝国惊人的商业利润

  加菲尔德的小公司于1964年投产SCI,完全是一次商业冒险。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他把公司20%的股权以50万美元卖给了华尔街风投。最初SCI的发售价格为每份700美元,第一份订单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图书馆,这倒并不奇怪,稍稍出人意料的是第二份订单,居然来自红色中国。至1971年,公司的利润连年以年均27.5%的幅度增长,随后又不断开发新产品,业务迅速拓展到全球,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信息服务咨询公司。

  1988年,加菲尔德把ISI超过50%的股权卖给JPT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1992年4月,汤森路透以2.1亿美元价格收购JPT出版公司——主要就是为了得到ISI,当时ISI在全球已经拥有30万客户,每年净利润约为1500万美元。

  至于如今ISI的盈利规模,因为事涉“商业机密”,很难获得公开数据。但可以根据国内一所著名985高校的有关数据略加推测:该校目前订阅ISI七种信息产品,每年为此支付费用超过200万人民币。全中国、全世界有多少所类似的高校?考虑到国外高校在购买此类数据库时往往比国内高校更为慷慨,再考虑到ISI在1992年就有30万客户,就不难想象加菲尔德的信息帝国如今的盈利规模了。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情况。一个很容易联想到的问题是:什么期刊可以进入SCI?这种进入和金钱之间有关系吗?

  SCI早期收录期刊时并无统一标准,主要由加菲尔德的团队根据经验鉴选,但人为经验往往有很大局限,后来加菲尔德将收录期刊的筛选标准归纳为三条:引用情况、杂志本身的形式要件、相关领域专家的评估意见。但是加菲尔德自己也承认,这些规则在早期运行过程中已经存在“灵活操作”的余地:“我们每年做完杂志收录预算,一如既往总有一些杂志出版社或编辑会表达意愿,希望他们的杂志能被收录进来。……我们要么告诉杂志主办方等下一年,要么让他们同意自己支付杂志收录的相关费用。”加菲尔德对此的自我辩解是:“原则上这是好事。但也造成一些下意识的猜测,认为杂志可以靠钱买进CC或SCI的收录名单。”

  事实上,这样的事只要换个形式就可以发生。《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批露,墨西哥一家期刊为了能被SCI收录,每年被要求花10万美元订阅ISI的产品。这篇文章让汤森路透大为光火,威胁要将《科学美国人》告上法庭,后者迫于压力,不得不做了更正声明才了结此事。

  SCI如今俨然已成科学界的“黄金俱乐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科学期刊一经收录,即登龙门,被看成“权威”标志。在SCI面世不到十年的时候,一些杂志已被要求为自己的“准入”费用埋单,而如今在坐落于纽约时代广场的汤森路透公司旗下,“科学情报研究所”和SCI、JCR等产品背后的商业运作,究竟是何光景,确实给人留下了广阔的遐想空间。一件可以参考的事情是,高级俱乐部通常都要求成员交纳高昂会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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