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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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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科学史:新视角会带来什么?  

2012-03-06 10:27:00|  分类: 南辕北辙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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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期

南辕北辙(24)

 

女性主义科学史:新视角会带来什么?

 

□ 江晓原  ■ 刘 兵

 

                                                                                         

女性主义科学史:新视角会带来什么? - 江晓原 - 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上的性:960~1665》,(美)费侠莉著,甄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美)白馥兰著,江湄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美)桑德拉·哈丁著,夏侯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性别与科学读本》,章梅芳、刘兵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 我知道“女性主义科学史”一定是你喜欢的话题,我以前曾对此相当排拒。近年我的立场更为宽容,女性主义科学史当然也在宽容之列。不过在这个话题上,我们之间显然会表现出“必要的张力”。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在北京,你和章梅芳花了快两小时时间,竭力试图说服我认识到“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意义和必要,遗憾的是因为我“顽固不化”,结果你们没有成功。近年曾见你在文章中提到美国女学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工作,她的《繁盛之阴》中译本出来后,马上使我想起上述往事。此书又横跨我的两个研究领域——科学史和性学,更因为近年甚嚣尘上的“中医是伪科学”、“废止中医”之类的争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此书更加值得讨论。

  费侠莉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妇女解放、中国女性与身体等问题,《繁盛之阴》想必也可归入“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范畴。在本书第一章就提出的“黄帝的身体”概念,又使人联想到关于身体的研究,正是当下在国际上相当热门的领域。事实上,现今国际上时髦的学术路数,诸如性别、身体、文本、建构、解构、后现代……,大量出现在这本书中。

  说实话,我至今认为“性别”的视角可能不是必要的——“性别”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在传统的视角中都可以得到。当然,从宽容和多元的立场出发,我即使自己不使用“性别”的视角,也不会反对别人使用。

  不过即使我仍然“顽固不化”地用传统眼光来看《繁盛之阴》,这本书也仍然非常有价值。例如,在本书的论述中,作者看来是自觉地、而且相当成功地避免了许多西方学者常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所以她在谈论中国古代的医学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医之是非为是非”,而不是将西方现代科学的某些现成理念简单地往中医身上一套了事。这种简单一套的结果,通常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宣称中医就是科学,或者宣称中医是“伪科学”。其实,与其为中医是科学还是伪科学争执不休,何如将中医当作中医去理解呢?反正有这样一门学问,它能够给人治病,有它的疗效,并且得到民众普遍的信任,那它就值得研究,它是不是科学则并不重要。费侠莉正是这样做的。

 

  ■  一开篇,你就谈及了好几个值得展开来谈论的问题。我们还是一一谈来吧。

  首先,还是关于女性主义研究的意义的问题。对此,我们之间一直存在有看法上的分歧。你的论点是:“‘性别’”的视角可能不是必要的——‘性别’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在传统的视角中都可以得到。”而恰恰这正是我所不认同的。其实,我最初被吸引到女性主义的研究中来,恰恰是因为发现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可以提供其他研究范式所提供不了的新视角、新观念。而国际上女性主义学术思潮之所以会影响甚至于加入到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学科中,其理由也恰恰在于此。因为按照某种“理论竞争”的理论,一种新的理论如果不能提出旧理论提出不了,解决不了,或者发现不了的问题,那就没有必要接受这样的新理论——因为旧有的理论就已经够用了。当然,这样抽象地谈,你恐怕还会像过去一样,很难被说服(其实这倒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也许我们在后面,就具体问题谈开来时,再回到这个话题会更好些。

  其次,你谈到了中医的问题。我也同意,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这并不重要,甚至于只是一个定义的问题。西方还有权威的医学史家认为连西医(至少是临床医学意义上的西医)都不是科学呢!之所以当下许多中医及中医的支持者在大力鼓吹中医是科学,甚至连中医研究院都改名成了中医科学院,其实在背后又有许多值得分析的重要原因,例如,潜在地认为只有科学才是最正确的真理,所以才必须要中医命名为科学,或者,当中医被打上了科学的标签,也就有了生存的保障。近些年来,许多批判中医的人,不也经常是采用了说中医不科学,甚至说中医是伪科学这样的方法吗?当然,在现代许多对中医的“现代化”的“科学“研究中,实际上已经不是在进行中医的研究了,而只是以中医传统中的药物等为对象而进行的西医研究,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但是,这些问题,确实不是非要采取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才能得到的结果。当然,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也会得出与一些其他理论视角的研究相近的结论,即所谓殊途同归,这样的情形也是有的。但这也不能说明女性主义不能得出别的理论得不出的研究结论。下面,我们可以继续就《繁盛之阴》来具体谈,或者,我觉得,《技术与性别》那本书就此话题来谈甚至更合适些,而且,那本书里也是涉及到医学的问题的。

 

  □ 在这样的讨论中,我很乐意看到你举出具体的例证,证明“性别”的视角确实是必要的;或者举出某些具体的事例,证明“女性主义”能够为我们提供新视角,提出或解决新问题。

  不过,也许是我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宽容之故——更为自恋的说法也可以说是自己正在“与时俱进”,我现在对于《繁盛之阴》的评价似乎有所提高。

  例如,记得去年我们曾经讨论过日本学者栗山茂久的著作《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我对他所表达的“在不同文化中,‘身体’是不同的故事”这一观念颇为欣赏。并且认为,如果我们沿用栗山茂久在他的书开头所引用的《罗生门》隐喻,那么我们今天的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偏听偏信的——我们已经被西医唯科学主义的言说洗脑了,以至于许多人一直认为关于人类的身体、关于医疗,从来就只有一个故事,就是所谓“现代医学”讲述的故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案件其实可以有很多种陈述(比如还可以有藏医的陈述、印第安人的陈述,等等),而且对这些陈述还很难简单判断谁对谁错。

  那么,对于费侠莉在第一章就提出的“黄帝的身体”概念,我也承认有其价值。如果更推而论之,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中,和非男性中心——甚至可以是女性中心——的文化中,“身体”也许同样可以是不同的故事。至少,我可以在理论上赞同这样的可能性,尽管我尚未看到令我满意的实例。

 

  ■  好吧,既然你还是在说费侠莉,那就先从费侠莉说起吧。在《繁盛之阴》中,费侠莉着重研究了中国古代妇产科史的问题。当然,一般的中国古代医学史来看,妇产科史也是要研究的问题之一,但费侠莉恰恰是从性别的视角出发,对性别、医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例如,像宋代妇女身体医学与分娩实践同整个社会性别规范化变化之间的关联,儒医对稳婆的排斥,女医的特殊作用等。她解构了医学话语对于女性身体的建构,主张不同医学知识体系之间的平等性,揭示了“黄帝的身体”传统对于巫医、女医传统的压制,及其话语背后隐含了男性话语权的争夺,揭示了医学对于性别制度的巩固与强化,充分肯定了女性的经验与医技的价值。如此等等。这样一些研究,就比较体现出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特殊性了。

  不过,对上述那些内容,要是更为详细地一一分析,恐怕要占用过多的篇幅。而实际上,在我和章梅芳所编的《性别与科学》读本中,收录有我和章梅芳所写的一篇文章:“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的意义——对两个相关科学史研究案例的比较研究”,在那篇文章中,正是通过对一次国际会议上费侠莉的一篇关于明代女医一般情况的研究(这与《繁盛之阴》中的研究大致相似),与另一篇中国学者所写的同样的研究女医问题的文章相比较,发现是否有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在这两项都是以女医为研究对象的工作中,会带来极为不同的研究结果。我们的那篇文章,也可以为你我刚刚所争论的问题,提供一个相对更为简单明了的例证。仅仅就“身体”这一后现代的主题而言,你刚刚说的“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中,和非男性中心——甚至可以是女性中心——的文化中,‘身体’也许同样可以是不同的故事。”在像费侠莉的研究中,也正是其中的要点之一。

 

  □ 其实在《技术与性别》一书中,白馥兰也在做类似的工作。不过在我的认识中,对于女性主义视角的必要性,仍然有所保留。因为诸如医学、身体、分娩之类,或者再扩大一点,比如《技术与性别》中讨论的前两个部分:房屋建筑和布置、纺织,都是本来就和女性有着密切关系的。对于这些事物,引入性别的视角,会带来新的看法或新的问题,那是容易理解的,我也没有异议。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知识或事物,情况是不是也这样呢?

  比如说,对于数学来说,或者对于天文学、物理学这些传统上认为是“硬科学”的学科历史研究而言,“性别”的引入会有什么特殊意义呢?诚然,在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的论述中,会提到“女性主义在历史中重视女性”,相应地,我们可以对历史上的女数学家、女物理学家、女天文学家等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而这样的研究,在没有女性主义、没有“性别”的视角时,不是同样也在进行着吗?在这些领域,女性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又能带来什么样的新景观呢?

况且,与“性别”有关的词汇也是非常有歧义的。比如你主张将gender一词译为“社会文化性别”,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也有不少人就将它译为“性别”,那它在一般读者心目中唤起的又是怎样的意义呢?

  还有,你和曹南燕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说法:“女性主义者就可以利用隐喻的方法来做相应的研究。探讨这些隐喻在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实际发展中的作用,就成为女性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所谓“隐喻的方法”,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方法,你能否提供一个较为简单的实例来说明?

 

  ■ 话题说到这里,似乎就好说些了。其一,你说的那些“本来就和女性有着密切关系的”的事情上,引入性别视角,会与不采用这种视角带来大不一样的视野和结论。其二,在你说的那些像数学和“硬科学”中,性别视角的引入,也同样会带来大不一样的新观念。例如,对早期科学革命的研究,曾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初期重要研究问题之一。在那里,研究者提出,那些硬科学实际上也是深深地打上了性别烙印的。

  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吧,例如,在性别,或者说社会性别(往往在与生理性别——也即sex而非gender——相对应时会采用这样的译法),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以二元对立的方式规范了男性和女性的若干性别特质,如主观—客观,情感—自然,抽象—具体,公众—私人……,如此等等。而且,在这种对立的划分中,又分别把不同的特质分派给不同的性别。然而,当人们联想到近代现西方科学的特点时,也会在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中,发现与对男性特质相关的前者大多与科学的要求相联,并被赋与了更高的价值,这样,一是女性因其社会规定的社会性别的的建构,先在地就与近代科学的要求不适应,或者反过来说,是近代科学从一开始诞生时,就是以一种在社会性别意义上的男性的要求来规定的。这样,近代科学在性别(这里一定是gender,而人们在反驳此说法时却经常是基于将其误读为天然性别sex)的意义上,便与性别是密切相关联的。

  当然,刚刚说的,只是这种研究方式中的一种,而且是作为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的一种方式而已,当把性别的分析范畴用于对科学的研究时,还有许多其他更为灵活也更要求创造性的研究方式。其实我本人,也曾发表过有关对你说的像物理学这样的“硬科学”的性别审视的论文的。

  我刚才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涉及到了你问的对gender一词采用“社会性别”和“性别”不同译法的差异。后者,也往往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在特定的语境下对“社会性别”的简称。至于在一般读者以上中这个词所唤起的意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且我也承认,正是在从学术研究向大众传播的转换中,经常有误读存在。

  至于你最后问的有关女性主义者利用隐喻的方法来做相应的研究的问题,要说清楚隐喻研究方法,恐怕就不是在这里用几句话就能说得很清楚的事了。这里可以指出的是,隐喻研究方法,虽然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许多研究领域(包括以科学为对象的研究),但也曾被许多观念更为传统的研究者们看成是“不严格”的方法,而这样的方法,却也正是在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许多后现代研究所重视的新的研究方法。(随意举个例子,当你在用“硬科学”这一概念时,正像有人曾指出的,就已经是在用一种从性别研究视角看是属于“性隐喻”的隐喻了)我也曾指导过学生写作以修辞隐喻方法进行科学史研究这一主题的编史学博士论文,而你也曾对那篇论文颇为赞赏的。

 

  □ 其实我本人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不拒绝使用隐喻的方法。当然,我通常是将它作为一种文学性的修辞手段。不过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能够有相当程度的共同语言。隐喻本来就是后现代思潮——女性主义也许可以视为其中的一部分——中经常出现的方法。隐喻作为修辞手段固然不需要后现代思想方法就可以理解,但将它作为研究的方法,似乎就是后现代的特征之一了。

  从隐喻引导到研究方法,从研究方法又很自然地会引导到研究对象上去。记得八年前,我们两人曾讨论过被我戏称为“哈丁阿姨”的桑德拉·哈丁的学说,她的那本《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是你相当欣赏的著作。那时我和你在这方面的分歧要比现在大得多,但当时我注意到,只有拓展了对“科学”的定义,或者模糊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哈丁所主张的“科学的文化多元性”才能够成立。在今天看来,这种拓展或模糊,早已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感情上或价值体系层面上的困扰。相反,如果一定要为女性主义给科学史研究带来什么新大系寻找证据的话,我倒愿意从相对保守的立场出发,认为女性主义为科学史研究带来的新东西中,至少有一样,就是对研究对象的拓展。

  例如,费侠莉所研究的中国医学史中的性、白馥兰所研究的女性与房屋、与纺织的关系,以及怀孕、分娩等等对于女性的意义,乃至提出“女性科技”这样的概念,这些都是在传统的科学史研究中被忽视,或被边缘化了的领域。我们如果将这些领域的拓展归功于女性主义对科学史研究的正面影响,我想是可以成立的。

  再进而言之,传统的科学史研究在研究对象方面之所以偏爱“硬科学”的历史,是因为这是与一整套价值体系相适应的。越是“硬”的科学——其实通常就是数学物理方法使用越多的科学,就越是受到推崇。甚至在科幻作品的创作和评价中,有不少人也以有更多数学物理内容的“硬科幻”为荣,而以有更多思想内容的“软科幻”为耻。也许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这样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是由男性所主导的,因为“硬”本来就是男性的光荣——当然在“隐喻”的意义上更是如此。

 

  ■ 哈哈,最后一段所说的,几乎已经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了,而至少在传统的、没有女性主义性别视角的科学史研究中,是绝对得不出什么像“这样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是由男性所主导的”这样的结论的。

  这样,就又回到了你仍然“坚持”的认为女性主义对科学史的贡献,只是“至少”有一样,即对研究对象的拓展。我并不否认这也是一重要贡献,但即使从我们前面的讨论来看,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新贡献也显然不仅仅只在这一点上。

  你前面也提到了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一书。也是在我和章梅芳合作所写的一本研究费侠莉和白馥兰的书中,我们曾将白馥兰书中独特的视角总结为主要有四种:文化人类学的、女性主义的、反辉格式的和后殖民主义的。在这当中,女性主义视角又有着突出的重要性。例如,她所讲的“女性技术”系列,产生于妇女的想法,因而也形成了关于社会性别制度和和一般的等级关系的看法。她以在中国古代技术中,对封建社会晚期妇女生活进行塑和对其影响成为重要的房屋建筑、纺织生产和生育技术这三个领域为主要分析对象。她从中发现,妇女与这些技术的关系,恰恰是被以往中国史研究所忽视的,而通过性别视角的考察,不仅能揭示其中妇女的思想、经验及气质,也能从中推知男性气质及其与女性气质的差异,甚至可以由此推知整个中国社会的组织制度的变化情况!这三类产生了妇女身份的技术中的每一种,都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性别和等级制度提供了基本组分不同的物质形式,如社会性别与等级空间、社会性别与等级工作、社会生别的产生与等级和地位的关联等。而所有这一切,也同样是女性主义性别视角的科学史研究所得出的独特的发现。

  女性主义在由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运动,进而部分地转化为影响巨大的学术思潮,其实与学术研究领域中追求“创新”(抱歉我又用了这个恶俗的词,尽管在这里在字面的意义上还是贴切的)有关。每一种有价值的(注意我这里的限定)新的视角的引入,都会带来其独特的、在旧理论指导下的研究中所没有的新观念和新发现。试想,如果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缺少了“阶级”这一特殊的视角,那马克思主义又会怎样?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也恰恰是类似的。

  而且,在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后来的发展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但又经常为许多人所误解的地方,就是这种研究正远远地超越了最初只是以生理性别来区分的女性和与之相关的问题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局限,而把性别这一独特视角的研究,推而广之地应用于包括人类各种原来被认为与社会性别无关的领域和问题(否则像女性主义的神学研究或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与和平问题研究等会如何可能?)中,并对这些范围广泛的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带来了诸多以往所完全没有被意识到自然也很难被发现的新观念、新解释,带来了一种学术研究上的新景观。放眼当代学术研究,能有这样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学术新思潮,恐怕也是为数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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