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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日志

 
 

“李约瑟难题”还能成为有生命力的研究纲领吗——读陈方正《继承与叛逆》  

2011-12-09 23:50:00|  分类: 南腔北调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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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9年8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83)

 

“李约瑟难题”还能成为有生命力的研究纲领吗——读陈方正《继承与叛逆》

 

□ 江晓原  ■ 刘 兵

 

“李约瑟难题”还能成为有生命力的研究纲领吗——读陈方正《继承与叛逆》 - 江晓原 - 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 我总算看到另一个中国人决定在他自己的科学史著作中不再去求解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了——我知道这样说相当夸张,只是因为这些年来喜欢求解“李约瑟难题”的人多如过江之鲫,看得我实在是严重审美疲劳了,所以先说一句夸张的话来排遣一下。

  陈方正的这部《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与席文(Nathan Sivin)“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的想法相合。席文认为“李约瑟难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看来讨论一件历史上未发生过的事情“为何没有发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李约瑟问题”就被他尖刻地比喻为“类似于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的第三版出现”。

  按照余英时为《继承与叛逆》所写序中的归纳,李约瑟是将“现代科学”看成大海的,而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的“科学”(广义的)则是千百条河流,最终都汇入“现代科学”的大海之中——李约瑟自己的措词是借用中国的说法“百川朝宗于海”。但李约瑟这样一来,岂不就从根本消解了他自己的“李约瑟问题”?既然是百川入海,中国古代就是百川之一;川本身当然不等于海,海也不可能从某条川中变成——或者也可以说,每一条川都对海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一点又是李约瑟所强调的)。那么再问“中国这条川为何没有变成海”还有什么意义?

 

     ■ 当一个中国学者认真地探讨西方科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而且是在既考虑到与中国之比较的潜在心理背景之下,又回避了“李约瑟问题”,我当然也认为,与以往那种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民族自尊的心理而过分夸大中国古代科学并强行将其与西方科学较劲相比,甚至将其视为西方科学的先声的做法,显然是中国人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进步。但如果我们说的仅限于此,意义也不是很大,在面对以陈方正先生的这部“巨著”(以其将近70万字的篇幅,也应算巨著了)所代表的这种进步时,我们也许还可以再进而做些分析和讨论。

  首先,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即以你来看,这部专题撰写在西方文化中西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史著作,与以往的著作相比,其“新颖”之处表现在哪里呢?

 

  □ 在我看来,本书最重要的新颖之处,在于作者对“现代科学的根在哪里”这件事情的关注。

  这就要牵涉到中国学者中的另一个分歧了。在关于“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的争论中,还有一种安慰国人心灵的路径,就是割断古希腊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纽带——说现代科学不过文艺复兴以来的几百年历史,古希腊的科学不是现代科学,就如中国古代科学不是现代科学一样。所以如果说我们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那么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阿拉伯、中世纪欧洲等等等等,大家全都没有科学。这样一来,中国人的面子不也就保住了吗?这个路径提出之后,当然也引起了争议。因为要割断古希腊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纽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陈方正的这部《继承与叛逆》,采取“将西方科学的历史认真讲一遍”的方法,来向读者证明:现代科学的源头就在古希腊。所以,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古希腊科学遗产最终的主要继承者——那里,是必然的;而在中国产生不出现代科学,也是必然的。

  很早以前我就主张“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理由是这个“难题”的前提——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西方——是无法成立的。我当时用的比喻是:无法断言“向南走的人比向东走的人领先”,现在陈方正此书的余英时序中,也将“李约瑟难题”称为伪问题,并采用了另一个比喻:不可能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倒也不无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西方与古代中国走着完全不同的路,这正是陈方正在书中打算强调的。

 

  ■ 确实,人们经常会有一种习惯,就是将不同的东西比较,但如果要做比较,重要的是采用什么作为比较的标准。在李约瑟的比较中,实际上是潜在地采用了近代西方科学的标准。这就出现了问题,即将本来不一定可比较的东西硬拿来进行比较。而且,这样进行比较的结果,也是基于一种一元论的思想模式,而忽视了人类的知识(包括广义上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也即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与变革方式)的多样性的问题。

  我觉得,正像你前面说的,作者特殊地关注了“现代科学的根在哪里”这件事情。对此,我是同意的。如果限于西方讲西方近代科学,这当然没有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却又有另一种感觉,觉得潜在地,作者仍然是具有一种把西方近代科学当作是特殊的、体现了人类对自然之认识的普遍真理立场倾向。

  也许这似乎有些吹毛求疵,但毕竟作者是在与中国科学进行比照的语境中在研究西方科学何以产生的历史。那么,在人类认识自然的知识系统中,中国科学,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非西方科学的对自然的认识,又应该被置于什么地位呢?

 

  □ 你恐怕真的有点吹毛求疵了——“把西方近代科学当作是特殊的、体现了人类对自然之认识的普遍真理”的“潜在的”立场倾向,试问谁能避免?或者说,如果我们彻底戒除了这样的“立场倾向”,那我们再到哪儿去寻找自己的立场呢?无论我们如何反对“一元论的科学观”,你也得承认现代科学是多元中的一元,而且这一元迄今为止在成就上毕竟是独大的吧?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科学,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非西方科学的对自然的认识”,眼下只能被置于(和现代科学相比)权重较小、位置较为从属的地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要我们确认非西方科学在科学史上(以及其它方面)有一席之地,那就行了。如果有哪一天,某一种非西方科学取得来类似今天现代科学的地位,那它将自动升格成为“对自然之认识的普遍真理”的位置。那时人们的“立场倾向”将随之转换。

  历史,就是这样的以成败论英雄。你说呢?

 

     ■ 虽然在现实中,你所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我仍然是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虽然中国科学,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非西方科学的对自然的认识,眼下只能被置于权重较小的从属位置,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现实存在的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那是指它有这样存在的道理,对于这其中的道理,人文研究者要试图解释(陈方正的书正是要解释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的道理),但这样的解释却不是唯一的,例如,像后殖民主义的解释,不也是一种说明为何西方近代科学原本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而非“普遍真理”)却能迅速“全球化”的道理吗?

     因此,历史研究者不能总是“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还可以分析现状为何如此(你所做的诸多对于西方近代科学的批判反思不也是这类工作吗?),进而让这种分析产生影响,至少努力试图让现实有所变化。不敢说更宏大的目标,但能够让更多的人不再随大流,哪怕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让现实变得更为合理些,那已经就是很了不起的结果了。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陈方正著,三联书店,2009年4月第1版,定价: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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