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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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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的春天不崩溃——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  

2010-03-06 10:23:00|  分类: 年年岁岁一床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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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文化报》2010年2月8日

 

瓦尔登湖的春天不崩溃——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

 

江晓原

 

瓦尔登湖的春天不崩溃——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 - 江晓原 - 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最近重温了几种在思想脉络上有内在联系的书,本文这个带有浓厚“拼贴”色彩的标题,就来自这几种书的书名。

  《瓦尔登湖》(Walden)作为名著我当然久闻其名,自然也将其书收入书斋,但是近来仔细读了,却有许多“后现代”的反科学主义联想。

  梭罗(Henry DavidThoreau,1817~1862)生活在19世纪,《瓦尔登湖》初版于1854年。那个时代,正是现代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科学技术和学者及公众正处在蜜月期,当时几乎每一个有知识的人都倾心投入科学技术的怀抱——或者说是“张开怀抱迎接科学技术”。可是在那个时候,梭罗的行止却显得像是一个十足的怪人。

  爱默生写过一篇《梭罗小传》,用平实而优美的散文描绘了梭罗的生平。其中有些句子居然仿佛司马迁刻画人物的风格,例如:“他宁愿减少他日常的需要”、“他发现博士中流行谦恭礼貌,便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他知道幻想的价值,它能够提高人生,安慰人生”……,诸如此类。在爱默生笔下,梭罗有点像一个在家乡附近的流浪汉——他是一个亲近大自然、愿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旅行者,他有着足够的谋生技能,却不愿意利用这些技能去积累财富,也拒绝利用这些技能去换取奢华富足的生活——这种生活正是我们现在梦寐以求的所谓“现代化生活”。

  其实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时间并不长,但无论到哪里,他都坚持要过一种质朴的生活。前不久我恰好对“中国人过绿色生活”的话题发表过一点看法,甚至还到嵩山少林寺以此为题作了一次演讲。现在想来,其实梭罗过的生活,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折不扣的绿色生活。

  但是梭罗过的生活,即使在19世纪初中叶的当时,也已经显露出某种“反现代化”的倾向或色彩,尽管他自己和他的同时代人也许并未“凝练”出这样的主题。

  从《瓦尔登湖》和梭罗的生活,我马上联想到《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在梭罗生活的时代,人类当然还没有化学杀虫剂。

  我的猜测是,如果梭罗见到杀虫剂,他会抵制。但是事实上这种“魔鬼”类型的东西他抵制不了。

  杀虫剂和原子弹其实大有相似之处——都是只要有一家开始搞或者用,别人就不得不跟进。只要杀虫剂一流行,梭罗就是想抵制也抵制不了,除非他不种粮食蔬菜水果了。最近我听说一个熟人真的试图在自己的园子里种植“绿色环保”的蔬菜和水果,为此他拒绝使用一切杀虫剂,结果正如我以前在演讲中所预料的——虫子吃光了他的蔬菜和水果,他颗粒无收,沮丧到了极点。他用一季的徒劳,再次印证了蕾切尔·卡森在1962年《寂静的春天》中那“旷野中的一声呼喊”是多么沉痛和绝望。

  《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两年,在药业公司利益集团的诅咒声中,发出“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的卡森(RachelCarson)自己死于癌症(1964年)。之后6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立(1968年)。之后10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第一部报告,题目就是《增长的极限》(TheLimits toGrowth,1972年)。环境保护和“有限地球”的观念,由此日益深入人心,最终汇成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

  虽然我们在用上面的方式回忆这段历史时,似乎有着某种“乐观向上”的情绪,其实《寂静的春天》中的那一声呼喊,真的是沉痛而绝望的——在47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目睹身边如此荒谬的局面,才更能体会这种沉痛和绝望。

  我们现在的局面是:在人类用杀虫剂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之后,我们和虫子之间,通过“反复开发出新剂型—不断进化出抗药性”这样的无限循环,暂时维持着新的平衡。虽然我们已经研发了无数品种的杀虫剂,并付出了在河流、水源、土壤、植物等等遭受全面污染的代价,但是“华陀无奈小虫何”,虫害并未绝迹。现在我们必须长期依赖杀虫剂,听任环境被杀虫剂日益污染,才能以饮鸩止渴的方式维持和虫子之间的新平衡。

  这样一看,杀虫剂是不是很像一个魔鬼?它一旦从瓶子里被放出来,就无法让它回去了。这个魔鬼扰动了大自然在这方面的秩序,破坏了人类与昆虫之间长久以来的共处状态,使我们陷入了如今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起梭罗和卡森于地下,让他和她目睹今天的局面,真不知他们会作何感想?

  我们对技术的认识,长期以来一直深陷误区。我们总是满心欢喜地拥抱一切新技术,而且还要将讴歌这些技术视为自己的义务,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加入对“高新技术”的企盼赞颂的合唱中,那就是落伍的表现,一定要“急起直追”。我们不假思索地接过已经彻底商业化了的奥运会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这骨子里和我们以前的口号“多、快、好、省”异曲同工。在我们许多人的心目中,永远是一幅无限发展的图景。

  在这样天真的心态支配下,面对新的技术,我们从不试图区分魔鬼和天使,而是急急忙忙要将每一个被我们看见的瓶子打开,好尽快将里面的魔鬼放出来,而且还要忙不迭地迎进家门,将自己的未来交给它们支配。

  当然,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瓶子中的技术魔鬼,都是西方人放出来的——中国人还在为自己从瓶中放出的魔鬼太少而深深自责。但是技术魔鬼几乎每一个都是“全球化”的,它们一旦出来,非但西方人赶不走它们,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不得不立刻跟进,将它们迎进家门。杀虫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自从科学技术在18世纪开始攻城略地长驱直进之后,对待科学技术的保守主义立场就一直受到批判。《庄子》寓言中那个拒绝灌溉机械的老人所说的话:“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一直被我们用来作为“抱残守缺”拒绝进步的“没落”典型。

  其实有很多新技术,刚出世时往往风情万种,令人倾心,但过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人们就会认识到它的魔鬼本质。不幸的是,通常到此时人类就已经离不开它了。杀虫剂已经被证明是如此,还有许多我们今天已经离不开它们的技术,比如手机、电脑、互联网、网络游戏等等,也很有可能是如此——只是眼下时间还没有足够长而已。

  那么这种无限制地一味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发展模式,其目标到底是什么呢?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才算满足呢?那些只知道要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人,从来不思考“我到底要什么”这个问题。这种无限发展的前景,从数学上说是发散的,是趋向无穷大的,在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其实这样发展下去的前景,正是我要谈到的第三本书的标题——《崩溃》。

  书名全文是《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Fall orSucceed),原书出版于2007年。《崩溃》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今天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甚至几乎就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问题——比如最近吵成一团不了了之的哥本哈根会议,就是再确切不过的例证。强调指出这一点,对于许多还想当然地将环境问题当成科学技术问题的学者和公众来说,实有振聋发聩之功。也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有可能将我们对于环境、污染、发展等等问题的思考引向深入。

  就生活方式的选择而言,我们今天处于多重的两难境地:例如,作为个人,如果有人愿意追随梭罗,过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当然可以,我们会敬佩他的勇气和献身精神;但作为政治家,没有权力、也不可能要求他的人民放弃现代化的生活去追随梭罗——哪怕该政治家自己愿意这样做。又如,我们固然可以提倡公民尽可能过绿色的生活,节约各种资源,少排放污染,等等;但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我们却不得不加入对地球资源的全球争夺中去,而且还不能落在别人后面。

  不过,归根结底,作为个人,我们尽可能过绿色一些的生活,对于我们的国家和对于全人类的未来,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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