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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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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不是科学是文化——近年七种医学史著…  

2010-02-18 13:28:00|  分类: 南辕北辙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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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2期

南辕北辙(13)

 

医学史:不是科学是文化——近年七种医学史著作述评

 

□ 江晓原  ■ 刘 兵

                           

 

  □ 在我们科学史的视野中,医学史是一个有点特殊的领域。由于西方人习惯将医学视为与科学、数学并列的门类,所以有些论著在讨论通常所说的“科学”——即所谓“精密科学”(比如天文学、物理学等)——的历史时,不将医学包括在内。而在我们国内的论著中,则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医学史包括在科学史的范畴之内,因为我们一直将医学视为“科学”的一部分——而实际上,这种观念却是中国人在“全盘西化”时,受西方人影响而确立起来的。

  2000年以来,医学史方面的书已经出版了不少,包括几种卷帙较大的著作。对于这些著作,我经常注意到的,往往首先不是其中所叙述的医学发展的历史,而是这些著作引发的对于疾病、健康、身体等等基本概念的思考。

  例如,在阅读卷帙浩繁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时,我经常联想到的问题是:疾病究竟是什么?——它们是早就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还是人类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建构出来的?此书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各种想法都有所反映的做法。我们既能看到“相信疾病是具有自身存在的真实的实体”的本体论观点,也能看到生理学家认为疾病“是一段时期内某人身上的一个独特过程”的观点。激进的本体论观点甚至认为,一次成功的手术可以“可以把病人与其疾病分开,它将病人送回床榻,而将疾病放到瓶子中去”。而19世纪的C.伯纳德则认为:“生命、死亡、健康和疾病,这些词都没有客观实在性。”本书作者也明确认识到:“疾病的定义在历史中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疾病最终是由构成一个特定社会的那些人的话语和行为来定义的”。

  考虑到现代医学还远远未能成为一门精密科学(比如像天文学或物理学那样),所以疾病概念的社会建构成分肯定是相当大的。更别提在医德败坏的情况下,医生和药品公司的利益联盟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了。

 

  ■ 顺着你的思路,也许我们还是先谈谈医学是否是“科学”这个话题为好。这也是为后面的谈话做些准备,因为,如果就历史的研究来说,对其研究对象的性质在认识上还有问题,那肯定会影响到相关的历史研究的。

  你刚说,我们这里一直将医学视为“科学”的一部分,这种观念是受西方人影响而确立起来的。从原则上讲,这似乎有些道理,即我们受到了某种“科学主义”的影响,并因而将建立在西方近现代生理学等学科基础之上的西方当代医学作为“科学”来看待。但具体地讲,这种说法又有些问题。因为,许多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其实并不把医学视为“科学”,这也恰恰反映在那种像学术会议等的名称上,会将医学与数学、技术和科学相并列的做法。比如,我就曾记得,在好多年前听著名的美国医学史家席文的讲座时,听他说他认为医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术”(或者再加上些限定称为“仁术”)。

  前两年,在写有关的文章时,又听到我们的朋友、国内医学文化研究专家王一方先生,对我讲的“科学不是科学”的观点,进行了更加精细的限定,即也许我们说“临床医学不是科学”(或精密科学)会更恰当些。

  之所以这样说,那时因为考虑到在我们现在对西方近现代科学之比较狭义的界定时,是以其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之可重复实验的特征作为其最根本性特点的。但在医学中,像这样的特征却是很不明显甚至经常在医疗实践中所无法实现的。

  以前在某些讲座中,当我提到说数学不是科学时,经常会引起一些搞数学的人的激烈抗议。数学更是不需要经验事实的支撑,因而不是经验科学,这比医学要更加明显。现在我们又讲医学不是科学,恐怕也会引起不少人的“愤怒”。但是,当我们说某个领域不是科学是,却并不意味着它不好或不重要。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医学的出现肯定不比科学更晚,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甚至也总是比科学要大得多的。

 

  □ 那些愤怒,有的恐怕是来自于当年中西医之争时所提出的“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样一种荒谬的观念。

  不过我们之所以要辨析医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是对医学及其历史正确理解的必要条件。

  由于医学不是一种精密科学,西医虽然现在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它仍然还远远未能象西方的天文学、物理学那样在全世界“一统天下”。所以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于身体、疾病等等的认识其实是众说纷纭的。

  例如,栗山茂久在《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一书中,将不同文化中对身体的描述和认识比喻为一个“罗生门”。他看到,中医用把脉来诊断病情的技术,在西方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相当西化的栗山茂久自己也说:“这种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之所以如此,他认为原因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看待身体的方法和描述身体的语言,都是大不相同的。作为对上述原因的形象说明,栗山茂久引用了中国和欧洲的两幅人体图:一幅出自中国人滑寿在公元1341年的著作《十四经发挥》,一幅出自维萨里(Vesalius)公元1543年的著作《人体结构七卷》(Fabrica)。他注意到,这两幅人体图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的图有经脉而无肌肉,欧洲的图有肌肉而无经脉。而且他发现,这两幅人体图所显示出来的差别,最晚在公元二、三世纪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虽然西医也承认脉搏的有无对应于生命的有无这一事实,但依靠诊脉就能够获得疾病的详细信息,这在西医对人体的理解和描述体系中都是不可能的、无法解释的。

 

   ■ 《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确实是一本难得见到的好书。其中的观点与研究方法,极有启发性。不过在这里,也许我们先来注意一下,在那些写西方医学的典型的历史著作中,对于如何看待和研究医学史问题的一般性看法。

  如果说,那本有了中译本的《剑桥医学史》在倾向上更有些科学主义的味道的话,那么,最新译出的洛伊斯·玛格纳的《医学史》,则表现出一些更新的意识。该书作者在其“序言”中提到,自上个世纪40年代西格里斯提出了医学史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将医学史作为社会史和文化史来研究)之后,“医学史研究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学者们原来几乎只专注于现代医学理论的演变,而现在则已经转向对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政治等诸多背景中一些新问题进行研究,而这些背景都是根植于医生和病人头脑之中的。由于深受源自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人口学的技术的影响,新兴的社会文化医学史的专家们更强调一些影响因素,比如种族、阶级、性别以及习俗与职业的联系等。虽然关于该学科的属性问题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但业已达成一项共识,即医学史并不仅仅只是对从过去黑暗到现代科学启蒙这一过程的简单描述。”

  如果我们不仅仅把上述说明看做是医学史外史化的表现,那么,将那么多原来不被认为是医学史中需要注重的“非医学”内容的作为关注的对象,其背后,显然是有着更深层的含义的。因为,那些与医学,也即同时对与疾病的认识与对疾病的治疗相关的要素,本来就是与医学不可分离的。

 

  □ 确实如此。即使是卡斯蒂廖尼初版于1927年的《医学史》,明显带有18~19世纪之交现代科学高歌猛进的色彩,“就医学论医学”的味道相对浓些,书中也对许多与医学有关的文化现象有所观照。而当代医学史著作中,对于你上面所说原先被认为是“非医学”内容的关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则是明显的趋势。这一点与科学史研究领域中“外史”日益受到重视的倾向倒是相当同步的。

  在这次我们要讨论的集中医学史著作中,《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引起我注意一个问题:即我们今天关于医学的观念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里似乎有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先将我的想法简要陈述一下:

  本来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如前所述,医学并不是一种能够和天文学、物理学之类的“精密科学”相提并论的“科学”,但是现代中国公众的心目中,绝大多数人却都下意识地将现代医学——即西医——视为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的一部分。而中国公众的这种观念,又恰恰是德贞之类的人士帮助建立起来的。这种观念的建立,对于西医此后在中国的胜利来说,应该是决定性的。

  于是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德贞之类的人士——他们的个人品德经常是无可挑剔的——在帮助中国公众建立上述观念时,他们有没有私心呢?

  第二,上述中西方观念的错位,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呢?

 

   ■ 在《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这本书中,作者对于德贞其人,以及传教士在将西方医学带入中国,以及中国如何开始了医学“现代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是近年来有关此类问题的出色工作。就此而言,联系到你问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不一定就能有确切肯定的答案),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进行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在西方传教士配合其传教工作而传入中国的各种“西学”中,既包括我们现在在广义上的讲的“科学”,也包括“西方近代现医学”。前者,实际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并不密切,甚至与日常生活几乎无关,但由于当是对于科学与技术的相混,再加上对于科学的意识形态化,首先是把对西方技术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对“科学”的学习。而至于后者,即医学,则与真正的科学不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虽然有传统中医知识系统与文化对于这种新传入的西方近现代医学的抵抗,但毕竟因为现实的生活需要,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让人们逐渐接受一些这种外来的医学。

  当这两种力量,即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把它等同于真理、力量等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面对有一些具体应用价值,虽然在西方并不一定被认为严格等同于“精密科学”的医学,毕竟还是与某些科学(不是在临床意义上,而是在其基础意义上,如生理学、解剖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由于这个阶段的特殊背景,大部分中国人把近代西方医学等同于科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所以说,西医在中国的被接受,虽然因为中国有与之不同的中医传统而遇到相当的阻力,但也正是借助了科学的这种名义,在缺少对其本性之正确认识的情形下,这种观点部分地帮助它克服了这种中国传统的阻力。比如,试看看当年鲁迅对有关中医西医的论述,就是典型的例子。

  至于这种错位的长期存在,恐怕就与为什么我们这里虽然是在科学本身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却对科学有超级崇拜,也即科学主义的长期存在这一问题相关了。你说呢?

 

  □ 那似乎可以这样说:那些将西医植入中国的人士——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在看到上述观念错位出现时,即看到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与他们自己国内对此的认识有所不同时,至少也认为没有纠正的必要?毕竟,考虑到“五四”以后科学主义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大背景,这种错位对于让西医击败中医是有利的。

  如果上面的推测成立的话,那我觉得“私心”的指控也就不是完全无法成立的了。因为这种观念错位对于中医来说曾经是一种致命打击——这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的荒谬论点。因为和“科学”的西医相比,中医经常被视为“非科学”甚至“伪科学”;而对于“非科学”的东西就可以而且应该穷追猛打斩尽杀绝。只有在科学主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这样的荒谬论点才会出现并被某些人认可。

  接下来,我想到阅读这些医学史著作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教益——让我们看到“科学”的西医明显具有“非科学”甚至“伪科学”的出身或血统。这一点在洛伊斯·玛格纳的《医学史》中就有比较明显的反映,她专门写了“玄学:占星术和炼金术”一节,里面当然要谈到著名的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和这种“非科学”甚至“伪科学”的血统相对应的,是西医在历史上那些用现代眼光看起来非常简陋甚至残暴的治疗手段。

  当然,今天的西医是用各种各样精密科学仪器设备武装起来的,它已经具有让公众感觉非常“精密”的外表,这当然大大加强了公众将它视为“科学”的冲动。而从它简陋残暴和神秘主义的昨天发展到今天,则被顺理成章地描绘为“科学的进步”——这些医学史著作往往认为有一个时间节点,从那个节点之后,“医学成为科学”(这时采用的当然是广义的“科学”)。但是如果医学史著作能够让我们知道西医曾经有过那样的昨天,而不是刻意去粉饰或隐瞒这个昨天,毕竟是一种人文关怀的表现。

 

   ■ 你对于西医在中国的被接受与作为“科学”而接受的错位的分析很有道理。要想纠正这种错位,可以有多种途径,比如,当下对于医学哲学的研究,对于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于医学文化的研究,等等。

  当然,正如你提到的,对于医学史的研究与学习,也可以为纠正这种错位提供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甚至于比前面例举的那些学科更为有直接的关联。

  但是,医学史也像一般的科学史一样,在不同的阶段是有着在观念上的差异的。虽然,因历史学科的本性,它总不能只写当下或临近当下的医学,而对于那些历史久远的医学,无论怎样撰写,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与当下西医的不同。这样,以什么立场来看这些久远的医学,就显现出历史撰写者的历史观念的差别了。在传统的辉格史观之下,显然不会把那些东西作为重点,甚至只会作为反衬。而在反辉格历史观兴起后,则就会有像你所举的那些例子很突出地出现在医学史著作中。

  不过,在此之后,在医学史研究观念上是否再有发展,可能就与如何看待你说的“节点”,以及如何看待节点之后的西方医学的问题相关了。无可否认,在“节点”过后,西医有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速度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大的影响、更广泛的传播。但从逻辑上讲,这并不能成为近现代西医被当作是唯一的医学真理的理由。近现代西医的“出身”如何,“血统”怎样,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上个世纪科学史和医学史中反辉格主义的变化是重要的,但仅此还是不够的。在承认近现代西医强势的同时,也看到诸多已经消失,或仍然存在但已被边缘化的其他地方性医学知识的价值和意义,承认在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持有一种多元的医学文化的立场,也许这应是医学史研究的更进一步的发展。

 

  □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事实上,在一些新的医学史著作中,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身体的语言》一书中,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们这次所讨论的六种医学史著作,当然是很不完备的,但是已经可以隐约看到“在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趋势正在逐步形成(例如在洛伊斯·玛格纳的《医学史》和栗山茂久的《身体的语言》中就能够看到一些端倪)。这种趋势将补充以往“科学”医学史的不足,帮助我们更好、更深刻地认识医学。

  以前我在文章中说过“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医生”这样的话,这话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医生的帮助——这在今天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就是医生自己生了病,还要去求助别的医生呢。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考虑到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了解是那么不足,考虑到个体之间的差异又是那么大,考虑到今天的医学仍然远远没有成为精密科学,还要考虑到当下“医学的人性正在技术和利益中陷落”,我们自己设法照顾自己健康的情形肯定是经常发生的。在这种情形中,一部持有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医学史,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发和帮助;而那种秉持辉格史学立场和科学主义立场的医学史,只会增强读者对医学的误解和迷信,最终受害的将是读者本人。

 

   ■ 是的,这里说的患者自己对于自己身体的照顾,恰恰是一种对于身体的控制权的争夺。过去,在传统的中医中,是有这样的意味的,就像在《再造病人》中所提到的,过去中医在诊病时,患者与医生的交流与建议,是很正常的活动。而在近现代西方医学中,患者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控制权却几乎丧失贻尽。

  我们过去经常讨论研究与学习科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在说到医学史时,也许其让读者对于医学有一种历史的、更全面的了解,会更有一种现实的意义。这恰恰是因为医学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缘故。但遗憾的是,在像一些对于“公众科学素养”的“标准要求”中,却很少看到这样的内容。

  从更人文的、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医学,可以有许多许多收获,但鉴于我们在谈话的一开头就提到的目前国内的现状,也许,学习医学史可以带来的对于近现代西医不确定性的认识,以及医学的文化多元性的认识,这方面价值是应该被突出强调的。

 

  《剑桥医学史》,(美)罗伊·波特著,张大庆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医学史》,(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杨念群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肯尼思·基普尔主编,张大庆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医学史》,(美)洛伊斯·玛格纳著,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日)栗山茂久著,陈信宏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高晞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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