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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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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揭中国的面纱,文思淼揭李约瑟的面纱  

2009-09-08 10:45:40|  分类: 南辕北辙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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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8期

南辕北辙(10)

 

李约瑟揭中国的面纱,文思淼揭李约瑟的面纱

 

□ 江晓原  ■ 刘 兵

 

                                                                                     

  □ 刘兵兄,作为科学史研究者,我们很早就想谈一次李约瑟了,但是得知英国人文思淼(SimonWinchester)的李约瑟传记问世的消息,我们希望让此书至少起一个“药引”的作用,所以就决定将这个话题推迟到该书中译本出版之后——它肯定会很快被引进中国的。现在果然,此书的中译本已经出现了。

  关于李约瑟,很多人虽久闻其名,其实对他只是一知半解。有的人将他当作“科学史”的代表人物(科学史到底搞些什么很多人也不清楚),有的人则更热衷于解答“李约瑟问题”——中国科学技术曾长期领先于西方,为何现代科学却没有出现在中国?

  2000年,我应上海一家杂志之约,为纪念李约瑟诞辰100周年写过一篇《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纪念李约瑟诞辰一百周年》,不料被该杂志枪毙,理由是“有损李约瑟的光辉形象”。这篇文章后来原封不动发表在北京的《自然辩证法通讯》上(2001年第1期)。发表之后也曾经出现过若干篇和我“商榷”的文章。但非常奇怪的是,这些文章都不依据《自然辩证法通讯》上我的学术文本展开商榷,却不约而同地针对《南方周末》对我的长篇访谈来商榷——然而这些“商榷”文章本身却都采用了学术文本的形式!既然撰写学术文本,按理说总应该查阅学术文献,不能随便看看报纸就大发宏论吧?

  我在上述文章中认为:关于李约瑟,多年来国内媒体宣传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和观念并不正确,至少很不全面。我们希望从李约瑟那里得到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李约瑟打算给我们的。我们甚至有意无意地误读了李约瑟的学术意义。

  而对于“李约瑟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如何定义呢?“领先”既无法定义,“李约瑟问题”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

  我上面的“伪问题”说,虽然与席文(NathanSivin)的说法类似,但出发点是不同的(下文我们还要谈到)。然而相同的是,“伪问题”说都让不少人心里不大舒服。

 

   ■ 我们两个人都是搞科学史的,谈了这许久,居然没谈李约瑟问题,这确实有些奇怪,但我想,其中原因之一,恐怕正是因为我们把这过多地当作了一个更学术的问题,再加上没有赶上新书出版的契机。不过现在想来,既然像文思淼这样更为面对公众的李约瑟传记都可以出版,而且还引起很大反响,既然那么多中国人(在文思淼写的传记出版之后又加上更多的外国人)都知道李约瑟之大名而不甚了解其工作,那么,作为具有一种传播普及意义上的对谈,当然也可以选择李约瑟作为对象了。

  你前面谈到了“李约瑟问题”,以及你写的文章和接受的访谈,而我于2003年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作了半年的访问学者之后,也曾写过一篇关于“李约瑟问题”的长文,后来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类似地,我也认为“李约瑟问题”是伪问题,但我那篇文章的着重点,既不同于席文的观点,也与你刚说的问题略为有别。我的文章主要是考察在李约瑟之后,其他一些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西方学者对有关问题的态度立场。在这样的比较之下,我们会发现,其实李约瑟的立场基本上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而且后来变化也很小。而在这段时间中,随着科学史的具体研究和相关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受到后来有些后现代意味的各种学说的影响,“李约瑟问题”早已不在是西方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主流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其存在的前提,也随着科学史理论的进展而被基本消解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李约瑟问题”上有很强的“辉格史学”的风格,因为在李约瑟的研究中,在相当的程度上仍是以西方近代科学的成就作为潜在的参照标准,从而才有领先或落后之说。

  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仍有那么多的中国学者,以及在学相关专业的学生们(我们从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还是如此痴迷于“李约瑟问题”呢?这倒是值得我们在后面好好讨论一下的。

  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就你前面谈的内容向你提个问题:你说到“关于李约瑟,多年来国内媒体宣传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和观念并不正确,至少很不全面。我们希望从李约瑟那里得到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李约瑟打算给我们的。我们甚至有意无意地误读了李约瑟的学术意义。”在这里,你所说的错误印象和误读的具体所指是什么呢?

 

  □ 那我就先谈下面两点:

  一、李约瑟被中国公众视为科学史的代表人物(这应该不包括国内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专业人员,他们中大部分人也许没有这种误解——但科学史专业群体本身就是非常微小的),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且不说国际上研究科学史的当代杰出人物,就算只找“科学史之父”作为代表,那也应该是乔治·萨顿(GeorgeSarton)。但是萨顿在中国公众中有多少知名度?2007年我们两人主编了《萨顿科学史丛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就是为了有助于公众扭转这方面的误解。

  二、对李约瑟在国际科学史界的地位也缺乏正确认识。

  其实李约瑟身边的人对此早有坦然的陈述,而且刊登在中文书籍中,例如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载张孟闻编:《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中说:“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李约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生化学家,41岁当选皇家学会会员,但对于科学史研究而言,他非但是“半路出家”,而且是“自学成材”,这就和“科班出身”的“正统一脉”(比如上面提到的席文)大不相同了。

  有的学者曾拿李约瑟获得萨顿奖(1968年),和他70寿辰(1970年)有西方科学史界头面人物为之祝寿,来证明李约瑟是被西方科学史界普遍接受的。但是在这两个被认为是李约瑟受到西方科学史界接纳的象征性事件发生了11年和9年之后的1979年,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第二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作了五次演讲,这五篇讲稿集成为《中国古代科学》一书,第一篇《导论》中就有“先驱者的孤独”一节,备述他受到的种种冷遇——而且就在他一生工作的剑桥大学!李约瑟感叹说:“更有甚者,同样一堵墙也把我们拒于科学史系门墙之外,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他最后只好以“然而这个时代已经赋予我们很高的荣誉了(应该是指他获得萨顿奖),又何必埋怨太多呢”聊自宽解,这难道不是李约瑟自己仍然感到没有被西方科学史界接受的有力证明吗?

 

   ■ 如果你是就以上问题来说李约瑟在中国被许多人所误读,这我是完全同意的。确实,如果将他与美国的席文相比,其间“职业化”与“非职业化”的差别就很明显了。当然,这里所说的职业化,并不仅仅是指是否专业从事某项工作(李约瑟后半生倒是的确专业从事科学史的研究呢!),而是指是否以那种学术共同体大多数人所认可和遵循的“范式”来从事工作。也许,针对两位同是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大人物,将来有人做一个李约瑟与席文的比较研究,那倒一定会是很有趣的。

  如果就一般情况说“非职业化”,那似乎倒与“民”字头的人群(如“民科”、“民哲”甚至“民史”)有些类似,但李约瑟却在有相当“非职业化”特征的同时,又是一个非常例外的异数。这主要体现在:尽管“正统”科学史界对接受他有所保留,但他毕竟有着特殊的献身精神,在其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应该说这是非常“职业化”的)达到近乎辉煌的阶段之时,毅然做出惊人的转向,将其后半生献身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并写出了篇幅惊人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

  让李约瑟做出这一巨大转向以及在后半生全力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动力,如果用李约瑟的“官方说法”,应该是希望对“李约瑟问题”做出回答,然而,新近出版的文思淼所写的李约瑟传记,又给出了另外新的说法,对此,我们后面可以再细谈。但毕竟因为这一转向,以及他后半生兢兢业业的研究,使得中国科学史为更多的西方人所了解,这确实是李约瑟最大的贡献,对此,我们也是应该充分承认的。

  我也同意你所说的另一点,即国内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专业人员中大部分人也许并没有误解李约瑟其人其书,但与此同时,我提的问题,即为什么时至今日,仍有那么多的中国学者,以及在学相关专业的学生们,还是如此痴迷于“李约瑟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好好地讨论一下了。显然,如果对此没有说清楚,无论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还是在公众传播的意义上,都无法真正摆正李约瑟的位置。

 

  □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谈一谈,尽管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所指也许与许多人心目中的所指并不相同。

  我估计你和我一样,与其说关心“李约瑟问题”,不如说是关心“为何中国有那么多人关心‘李约瑟问题’”。说实话,我个人对“李约瑟问题”本身确实没有多少兴趣,我也从来没有打算去尝试解答过“李约瑟问题”——既然我认为它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不可能去解答它。尽管我承认“伪问题也可能有启发意义”。

  我接触的学术圈子或准学术圈子中,就有好几位人士相当热衷于解答“李约瑟问题”,而且还往往摆开阵仗撰写学术文本来解答。种种解答当然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谁也无法从中“评选”出“最优解答”。我也没有和这些人士就“你为何关心‘李约瑟问题’”直接交流沟通过,所以对人们为何关心“李约瑟问题”,只能根据他们所发表的论述,进行猜测、分析和有限的推论。

  席文属于对“李约瑟问题”不以为然的人之一,他认为讨论一件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为何没有发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李约瑟问题”就被他尖刻地比喻为“类似于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的第三版出现”,“它属于历史学家所不可能直接回答、因此也不会去研究的无限多问题之一”。

  但细究起来,席文的比喻不无问题。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问为何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今天报纸上确实没有意义,但如果你是刚刚当选的奥巴马,或是绯闻方殷的萨科齐,那上述问题就并非毫无意义了。由于李约瑟认定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领先”西方一千多年,所以他问“为何现代科学却没有出现在中国”也就并非毫无意义了。

  问题的关键在李约瑟的上述认定。由于“李约瑟问题”——让我们重复一次,是“中国科学技术曾长期领先于西方,为何现代科学却没有出现在中国”——在修辞效果上用后一句话肯定和强调了前一句话,所以让许多中国人感到“倍儿有面子”,很亲切。因此对“李约瑟问题”的任何解答,无论答案是什么,都意味着对该问题中前一句话的肯定和认同。我猜想这或许就是许多中国学者热衷于解答“李约瑟问题”的潜意识动力吧?

 

  ■ 确实如此。不仅中国人,像一些印度学者,也是热衷于讨论印度版的“李约瑟问题”的。这里面,显然,民族(尤其是那些有过辉煌的历史的民族)的情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但这也依然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找出现在不发达的问题所在,从而解决当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在政策、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这当然会是很有吸引力的想法。

  但在那种可以理解的动机背后,其出发点却可能存在着学理上问题。而这种辨析,则可以让人们思考更多的东西。

  如前所述,我说“李约瑟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辉格式的问题,即是以西方近现代科学为潜在标准,而这种标准选择的背后又隐藏着一种一元论的科学观的假定,因而,表面上看是要强调中国甚至东方的重要意义,在深层意识中却是一种变形的西方中心论。这样的观念甚至影响到李约瑟本人的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方式。例如,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正是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各个分支通过有些牵强的变形而对应于近代西方科学的各学科,这正如西方学者白馥兰(F.Bray)所指出的,这样可以让李约瑟辨识出近代科学与技术的中国祖先或者说先驱,但代价却是使其脱离了它们的文化和历史与境。

  这种对“发现”和“创新”的强调,是以一种很可能会歪曲对这个时期的技能和知识的更广泛与境的理解的方式。它把注意力从其它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没有出路的、非理性的、不那么有效的或在智力上不那么激动人心的要素中引开,而这些东西在当时却可能是更为重要、传播更广或有影响力的。

  如果我们不将欧洲的近代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而是以一种非辉格式的立场,更关注非西方科学的本土与境及其意义时,“李约瑟问题”自然也就不再成为一个必然的研究出发点。而且,相应的研究,也会出现关注点的变化。就像法国学者詹嘉玲曾明确地指出那样,“许多研究传统中国科学的西方科学史家批评了李约瑟陈述他的核心问题的方式。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研究进路,关心对于思维模式的更深入的理解胜于关心补充中国对当今科学知识之贡献的清单的补充。在这一领域中,目前被认为是最为创新的研究,集中于关注在中国的科学传统中发现了什么,而不是缺失了什么。”

 

  □ 你的看法真的直指要害。事实上,李约瑟自己在如何看待科学这个问题上,似乎尚未得到高度自洽的明确立场,而是隐含着某些逻辑矛盾。

  比如,按照余英时的归纳,李约瑟是将“现代科学”看成大海的,而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的“科学”(广义的)则是千百条河流,最终都汇入“现代科学”的大海之中——李约瑟自己的措词是借用中国的说法“百川朝宗于海”。但李约瑟这样一来,岂不就从根本消解了他自己的“李约瑟问题”?既然是百川入海,中国古代就是百川之一;川本身当然不等于海,海也不可能从某条川中变成——或者也可以说,每一条川都对海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一点又是李约瑟所强调的)。那么再问“中国这条川为何没有变成海”还有什么意义?

  又如,台湾学者朱浤源认为,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学科的专业训练,也未受过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未能将科学加以适当定义是李约瑟的一大困境:“由于没有定义,哪一些学门。哪一些分科、哪一些材料应该纳入,哪一些不应该纳入,就没有客观的标准,从事抉择的时候,较难划定统一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使工程越做越大。”这一问题的后果已经有目共睹。缺乏对科学的适当定义,也很容易使得“李约瑟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变成伪问题。而且,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适当定义有关。

  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程越做越大”,很自然地被引导到关于李约瑟的著作方面。目前已有的中文读物中,相对完整的是李约瑟自己生前让柯林·罗南(ColinA.Ronan)改编的简编五卷本《中华科学文明史》,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翻译,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02~2003年间出齐。而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原版也还在慢慢陆续出版中,中译本自然又要更慢一些,它将是一个漫长的学术工程。还有就是那本由197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五次演讲稿集成的《中国古代科学》一书。这些是目前了解李约瑟思想和成就的比较权威的中文文本。

  至于文思淼这本《李约瑟——解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倒是并不致力于营造李约瑟的“光辉形象”,反而对李约瑟的许多八卦故事相当热衷,比如他的几次婚外情之类,甚至说“剑桥没有几位妇女能够逃过李约瑟猎色的目光”。这当然会让中国读者中富于八卦娱乐精神的人兴味盎然,但恐怕也会让思想保守的人士皱眉的。

 

  ■ 关于李约瑟的百川归海的比喻,也是基于其一元论的科学观的,因为那个海本身最终是指一种普适的、实际上就是现代西方科学的东西。而在多元科学观看来,也许在科学的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唯一的海。因而,如果按照李约瑟的科学观来研究古代科学史(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自然就会带来前面所说的逻辑问题。

  最后,我们终于说到了恐怕会颇有争议的文思淼所写的李约瑟传了。确实,这部传记在传统的观点看来,是有些八卦。但八卦也有八卦的意义。比如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会让更多的人容易接触到李约瑟这个以其他方式不太容易引起公众和学术非同行兴趣的学者。再有,某种表面上的八卦却又有其严肃的历史研究价值,因为这会带领我们去注意那些非八卦的研究通常不大可能会注意的问题。例如,前面所说的李约瑟中年转向中国科学史并倾其后半生精力进行研究的动力问题,在上海举行的那次与文思淼和中国学者见面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就曾向他提问,而文思淼则明确地回答说,他认为这主要的动力并不是真正来自要回答“李约瑟问题”,而是因为他认识了后来多年作为其情人以及在最后终于成为他的的妻子的那么漂亮的中国女子鲁桂珍。其实,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解释,如果不把它作为唯一的解释的话,也是人们理解李约瑟的一种方式,甚至是更人性的方式。

  我们谈到了李约瑟的局限和问题,但这并不排斥我们说他的研究工作和著作的巨大影响与相应的价值,同样地,有一本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李约瑟的、有些八卦意味的传记出版,也并不会真的有损于其形象,除了那种极端保守的人之外,一般读者只会因此而拉近与李约瑟的距离。让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在公众和同行的眼中变得更加有血有肉,这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003(全5卷)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卷、第四卷第一分册、第二分册、第七卷第一分册、第七分册……,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文思淼:《李约瑟——解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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