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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日志

 
 

“总有一天,法兰西会感谢我挽救了她的荣誉”  

2007-06-20 10:03:42|  分类: 二化斋图书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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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5月11日《第一财经日报》

 

“总有一天,法兰西会感谢我挽救了她的荣誉”

——读《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江晓原

 

 

  要理解法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思想传统,很多人会想到从萨特或纪德入手。这两个人当然是绕不开的,但更绕不开的是一件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闹得法国风雨如晦的“德雷福斯事件”。

  1894年12月,法国的军事法庭认定德雷福斯上尉(法军军官,犹太人)为德国充当间谍,判处他终身流放。德雷福斯和他的亲人一再鸣冤,但官方置之不理。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文章——后来以《我控诉》著称的那篇文章,几天后,一批作家、记者、大学教师等知名人士联名请愿,要求重新审判德雷福斯案件。

  这件事导致法国的文人、政界和舆论界分裂成为两派,一派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另一派反对重审。反对重审的人称为“反德雷福斯派”,他们以“国家利益”、“法军荣誉”等为借口,占据着“道德高地”,以左拉为代表的重审派文人阵营被指责为“卖国”、“损坏法军荣誉”等等。但在同时,左拉和重审派也获得了大量支持者和同情者,左拉被视为“民族的精神领袖”。

  1902年,左拉夜间在巴黎布鲁塞尔街的寓所神秘死亡,传说他是被一个“极端的反德雷福斯分子”谋杀的——那人是一个水暖工,因痛恨左拉,所以悄悄堵死了左拉寓所壁炉的烟囱,导致左拉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但是左拉之死并未能阻挡正义前进的脚步,1906年7月12日,法国最高法院为德雷福斯平反,德雷福斯重返军队,并被晋升为骑兵少校,获得荣誉勋位勋章。两年后法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拨款35000法郎,将左拉骨灰迁葬于先贤祠。

 

  正是在这场暴风雨中,“知识分子”正式登场了。

  这个词最初由克列孟梭(当时还是记者,后来成为法国政府首脑)用来指称1898年追随左拉联名请愿的那些人,此后就变成一个名词。当然,当时在“反德雷福斯派”那里,这个词可以是贬义的——就像当年“印象派”一词在它的反对者口中也是贬义的一样。可是,谁能想得到它将来会变成如此常用的一个词呢?

  按照米歇尔·维诺克的意见,“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在思想界或艺术创作领域取得一定的声誉,并利用这种声誉,从某种世界观或某些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参与社会事务的人士。”这是一个中性的定义,例如,这个定义对于德雷福斯事件中双方阵营中的文人都能够适用。

  米歇尔·维诺克写这部《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意在追述法国知识分子在上一个世纪的历史。而他的视角是要“描述那些使作家、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等对峙的社会对抗”。他将20世纪的法国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各以一个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文豪作为表征:从德雷福斯事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第一阶段,以莫里斯·巴雷斯表征之;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第二阶段,以纪德表征之;二战以后为第三阶段,以萨特表征之。故本书又分为《巴雷斯时代》、《纪德时代》、《萨特时代》三册。

  后两个阶段以纪德、萨特表征,既不出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而第一阶段以巴雷斯表征之,似乎要费点思量。左拉死得太早,短短的第一阶段中有12年他已不在场。而巴雷斯是“反德雷福斯派”阵营中的,尽管他的立场比较温和。选择他来表征这个阶段,看来主要是因为他的文学影响。

 

  米歇尔·维诺克不止一次在本书中表示,“法国的知识界是与民众的舆论相悖的”(这种现象在西方各国并不罕见)。不过他这样说并无批评之意,而是要强调:知识分子应该不畏惧强权,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那些“反德雷福斯派”的政客和法国民众宁愿牺牲一个无辜者,也许他们认为,和“国家利益”或“法军荣誉”相比,一个无辜者是微不足道的。而左拉等知识分子则认为,一个容忍冤狱、缺乏正义的法国,将是更坏的——正如左拉在一次演讲中说的:“我不希望我的国家陷入谎言和非正义之中。你们可以在这里打击我,但是,总有一天,法兰西会感谢我挽救了她的荣誉。”

  就某个具体事件而言,“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没有分歧,比如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有支持重审与反对重审的,在第二阶段有持“反法西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但本着良知发言行事,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操守。“知识分子”既然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表登场的,这就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基因——至少人们是这样期望知识分子的。

  但是对于这一点,本书作者米歇尔·维诺克有信心吗?他为什么要在第三册中将“知识分子的末日?”这一节作为全书的结束语?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媒体都很容易被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所劫持,在这些利益集团面前,知识分子再也无法重现左拉和萨特们的精神风范。例如,当某个重大水利工程或生物技术工程出现争议时,水利工程界和生物学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总是异口同声地赞成并极力推动大工程的上马,因为显然上大工程会使他们大大获利。而对这些大工程的质疑,则因为往往出自人文学者而被斥为“不专业”甚至遭到封杀。结果是,政府和媒体可能永远听不到既专业又真正来自良知的不同意见——这就是劫持。

  今天,我们所期望的真正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哪里呢?我们的社会还能够产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吗?

 

 

  《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纪德时代》、《萨特时代》),(法)米歇尔·维诺克著,孙桂荣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定价:78元(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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