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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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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何去何从  

2006-06-13 23:06:19|  分类: 南腔北调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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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何去何从
 
□ 江晓原  ■ 刘兵
 

  □ 刘兵兄,C.P.斯诺的《两种文化》的第三个中译本又出版了。十多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但我的感觉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作为当年此书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之一,你对此有何高见?
  ■ 我觉得,这倒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反而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斯诺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意义。说一个方面,是指同时也存在着对立的另一个方面,即在某些领域中,两种文化的沟通、融合问题,又确实表现出相当的进步。这里似乎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甚至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例如,前不久闹得纷纷扬扬的索卡尔事件,以及科学界某些人表现出的对人文研究的蔑示和“批判”,可以说是一个极端;而在像科学教育改革等领域中,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当然国内情况要更复杂些),也都表现出了要努力沟通两种文化的努力。
  □ 在斯诺作讲话的年代(第一次讲话是1959年),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象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根本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是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能够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在随后的年代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斯诺去世(1980年)也20多年了。历史的钟摆摆到另一个端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斯诺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学中,我想他恐怕就要作另一个讲演了——他会重新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
  ■ 在新版的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种文化》一书(第三个中译本也是据此译出的)中,有一个很长篇的导言,由科里尼撰写,其篇幅几乎与正文一样长。此导言相当详细地回顾了自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后,就这一问题相关的历史发展。看来,在这几十年间,有关两种文化问题之研究的发展、有关的历史境况的变化、这一问题的不同含义等,是带有非常丰富内容的、复杂的研究课题。
  不过,你刚讲的看法大致是与那篇序言的观点类似的。对于斯诺若处于今天的中国会怎么样的推测也不无道理。但或许不仅仅是可以设想他若面对今天的中国会怎样讲,实际上,在国际范围内,在今天人文学科及其相关的文化的地位也仍是充大可讨论的而且充满争议的,尤其是在那些比较极端的唯科学主义人士的眼中,充满了对人文的蔑视。当然,在中国,这个问题可能表现得更突出,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与西方有所不同。
  □ 考虑到斯诺当年演讲的时代背景,40多年后再来读这本书,除了引发我们世事沧桑的感慨之外,还有多少现实意义呢?我甚至还担心,在今天,这本书会不会反而被用来为“极端的唯科学主义”张目呢?
  ■ 这种担心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也似乎不必过虑。我觉得,考察这一命题提出的历史是重要的,这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人们观念的发展,但在这种历史的考察中,对这一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的关注本身,就反映出这样一层含义: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提出和引起人们的注意与讨论。在不同时期它的含义不同,但却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本身就说明了提出它的重要意义。
  尤其是,我们更应该思考它在今天的特殊意义,以及在国际背景下的中国特殊环境中的特殊意义。有了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思考,阅读此书,特别是包括了新的长篇序言的新译本,不是也同样可以为人文的意义与价值张目吗?当年,科学史家萨顿曾提出“新人文主义”,是指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人文主义。这也可以算是一种两种文化的沟通。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种基于人文思考的科学观(因为科学主义已有了其恶名,故这里用“观”来称之)的建设呢?
  □ 我也希望能够如此。
  你知道,旧书重读,或旧事重提,经常能够得出新意,这也正是经典作品被不断重新出版的根本原因。本书第三个中译本的出版,也可以作如是观。这个译本的重要价值,是正文前面科利尼的长篇导言。
  这里我还想提到此书的第二个中译本——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的纪树立译本,那个译本中包括了一些后续的文献,例如有斯诺回应利维斯的文章“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等。这些文献第三个中译本里未曾收入。
  如果从旧书重读或旧事重提的角度来思考,那么当年围绕着斯诺的“里德演讲”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比如1962年F.R.利维斯对斯诺演讲的激烈攻击(被人称为“斯诺—利维斯之争”),在今天看来还有没有意义?或者,能不能赋予它新的意义?
  ■ 我觉得,当然那场争论是很有意义并值得我们注意的。在今天的回顾中,如果就当时的情形和英国(甚至西方)的具体背景来说,也许那场争论不过是与斯诺相对的另一方站出来表达观点,而且斯诺显然在发展的意义上占有更为人们注意的位置,但确实利维斯似乎也并非全无道理,只不过他的道理也只有在今天才会显示出更多一些深意。
  相关地,我也注意到,虽然我们讲这个第三译本最重要之处在于其序言,而这篇序言的最重要的意义,则又在于它对有关两种文化争论的历史的追述。就此书的篇幅而言,此序言所占比例确实是够长的了,甚至有些超出常规。但对于我们来说,也许这样的历史分析仍嫌简单了一些,或许更需要针对我们特殊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一些更加详细的分析与解说,比如说像写作出版《两种文化》一书的解读本。当然,更加专门化的研究文章与专著也是迫切需要的。
  □ 关于长篇序言的问题,使我想起一则轶事。当年蒋方震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万言,“不能自休”,将序写得和蒋书一样篇幅,感到“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于是将序言独立为《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反过来请蒋作了序。和梁启超的序比比,科利尼的导言就一点也不算长了。这篇导言若是再进一步充实和展开,那真可以收入《名家解读经典名著丛书》中去了——只是若为四五万字的《两种文化》写一本十余万字的解读,总让人疑心是不是在借题发挥。
  ■ 不过,像两种文化这种在几十年前就提出,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影响,并在不同的意义上为人们所关注讨论的问题,其重要性也正在于让人们借题发挥。否则,就不是在研究当代问题,而只是在研究历史了。甚至于,我们可以设想,我们今天在阅读这本经典著作时,在仅有四五万字的内容中,究竟有多少文字是直接与我们的现实直接相关的呢?似乎比例并不很大。最重要的,就在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在于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内涵,但却总是某种核心的社会文化焦点问题。关注这一问题的提出及其争论的历史,除了其自身的史学意义之外,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现状是如何达到的,也更是为了在这种认识和理解的背景中更好地、更恰当地解决当下的问题。那么,剩下的任务,就是对两种文化及其分裂问题在今天的表现与我们相应的对策作为一个大问题来进行认真严肃的研究了。
 
  《两种文化》,C. P.斯诺著,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月第1版,定价:12.00元。
 
 
载2003年4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南腔北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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