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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日志

 
 

哈耶克:半个世纪前的先见之明  

2006-07-04 01:13:33|  分类: 南腔北调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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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003年5庭2日《文汇读书周报》
 
哈耶克:半个世纪前的先见之明
 
□ 江晓原  ■ 刘兵
 

  □ 上次我们谈到的斯诺抨击“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演讲,作于1959年。然而,有些人士却认为科学自身也充满着傲慢与偏见。在斯诺演讲之前7年,F.A.哈耶克早已经对此忧心忡忡了。他那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
  哈耶克的矛头似乎并不是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这个区分是非常重要的。
  ■ 我想,这要对“科学家”这个概念做些分析。因为,人们也经常是在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的。或者说,科学家是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的。哈耶克所指的那些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大约可以指那些“大”科学家,而我们又可以注意到的是,在那些“大科学家”中,不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又确实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这种意义上,哈耶克显然说的是有道理的。但另一方面,人们确实也将那些从事具体科学研究工作而不一定具备人文意义上理想素质的人也称为科学家。相比之下,那些“大”科学家自然可以作为为数更多的普通科学家们的一种理想的榜样。
  □ 其实哈耶克对此是有明确区分的,他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徒子徒孙。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
  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 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观点。把唯科学主义与经济思想联系起来,显然与哈耶克本身的经济学背景密切相关,但他显然不同于某些其他经济学家——甚至于可以说目前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他的思考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文化内容,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却有些像那些只关注具体理论和实验的细节的科学家一样,只在进行着具体的经济学研究,在当前甚至于更多地沉迷于数学模型的构建,而与哲学与社会文化思潮则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不过,刚刚拿到此书时,我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此书的书名的真正含义,直到读后,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彻底地想得很明白。“科学的反革命”,这个标题倒底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是两个概念的组合。即,科学,与反革命,当然,连带地,讲反革命,自然要涉及到革命。那么,这些概念的所指究竟是什么呢?哈耶克想用这样的标题来表述什么样的核心思想?对此,你是怎样理解的?
  □ 从原文并结合书中内容看,The Counter-Revolution of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Reason中,“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理性)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那些地方有缺点有问题,需要人们去革命,去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
  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不受(别人)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
另一种是“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
  前一种是有利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这从哈耶克下面的说法中或许可以推断出来:“单纯的科学或技术教育未能提供的,正是这种身为社会过程一分子的意识,这种个人的努力相互作用的意识。”这或许是理解本书书名的一个可能的思路。
  ■ 我倒是愿意接受这样的解释。相应地,我们就会注意到,虽然在此书中哈耶克谈论了许多文化、经济、社会等内容,但即使在狭义上,他也还是直接地论及了科学方法的局限。他明确地指出:“在大约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现象却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而朝着这个方面进一步努力的要求,仍然被当作最新的革命性创举向我们炫耀。如果采用这些创举,进步的梦想必将迅速破灭。”这一方面恰恰印证的你前面的解释,另一方面,在目前中国、世界华语学界的现实情况下,也提示我们,现在许多唯科学主义者们的做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其受到的批判也不只一日。更拓宽一点讲,在国际上代表两种文化的两个阵营之间依然激烈的争论一些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几十年前哈耶克的分析所指。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哈耶克还指出了另一点,即“科学家或迷恋自然科学的人经常试图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未必就是科学家有自己领域中事实上采用的方法;倒不如说,那是他们以为自己在使用的方法。这两未必是一回事。”对此,无论是那些唯科学主义者们,还是在争论的另一方面对唯科学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者们,恐怕都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 方法的移用,不可一概而论。确实也有将自然科学方法移用于人文学术而取得积极成果的,但总来说意义不大。那种认为人文学术将来可以全面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信念,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荒谬的。
  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倒不在于自然科学方法之移用于人文学术,而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种的基础理论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
  哈耶克确实有些深刻的思想,可以说是有大大的先见之明。在哈耶克发表他这些思想的年代,我们正在闭关自守,无从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连7年后斯诺发表的演讲,我们也几十年一无所知。如果说哈耶克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是先见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诺1959年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就是顺流而下的呼喊。而近二十年前我们热烈欢迎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时,实际上是从唯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至少我本人是这样。当然这不能怪我们,因为当时我们太缺乏科学了。
  ■ 是的,当年我作为译者之一翻译《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一书时,确实也是出于这样的立场。但我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那些从科学背景出身,然后投身于人文研究的人,更能感到到两种文化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而且,如果他(她)真的成为一位称职的研究者的话,多半会逐渐离开唯科学主义。
  当然,时下也还有另外一种论点,认为中国目前仍然缺乏科学,所以不宜宣传科学的负面效应之类的东西,认为那样会影响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我想,持这种说法的人又可大致分成两类,一类仅仅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另一类,则包括了相当一些唯科学主义者,他们根本容不得对科学的任何议论——除了赞扬之外。对于后一类人,其立场的问题无论是在哈耶克的著作中,还是在现在许多可见的文献中,都已有了充分的分析。而对于前一类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话倒是值得考虑的。
  但在这种考虑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宣传与研究的区别,也要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即中国人对科学的那种非理性的、概念化的崇拜,与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的极度缺乏是并存的。这种复杂的局面,是我们今天阅读、思考和研究两种文化问题与唯科学主义问题时所不能不注意的。
  □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科学本身已经取得了、并且还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我认为“科学的负面效应”这种提法是不妥的。与其说“科学的负面效应”,不如说是滥用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本身迄今为止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问题的信念和尝试——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和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F. A.哈耶克著,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定价1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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