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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日志

 
 

中国“科学传播”新理念  

2007-12-06 00:27:57|  分类: 好发议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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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10月16日《中国图书商报》
 
中国“科学传播”新理念——科学文化三人谈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
蒋劲松(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一、共同关注新型的“科学传播”

  刘华杰(北京大学):刚才《中国图书商报》编辑张倩小姐打电话让我来主持,把科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火蝴蝶文丛”6种图书向读者作简明的介绍。张倩读过此文丛后发现,6位作者均在高校任职,每本书各有侧重,但大家又共同关注着一些主题,均在中国语境下反思科学主义,她说大家好像都热衷于一种新型的科学传播。我觉得她的感觉很有趣。科学主义、科学传播等似乎的确是6本书的关键词。唯科学主义、科学传播当前也是高度争议性的词语。

  蒋劲松(清华大学):我觉得张倩编辑的感觉很准确。6本书确实各有侧重,像江晓原对科幻电影的痴迷,华杰对植物学的民科式的热爱,李侠对科技政策的特殊关注等等都是文丛其他作者所难以企及的。6位作者观点也有分歧,比如我在书中就对刘兵和田松提出了批评,而江晓原、刘兵也在各自书中对我提出了反批评,我想田松大概对我的批评也是心口都不服,有机会很可能会将板砖砸回来的。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有一种相当明显的“家族相似”。那就是都在理念上坚持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而在行动中呼吁和贯彻一种新型的科学传播。
  而科学传播才是所谓科学文化人(批评者诬蔑为“反科学文化人”)的特点。因为,像国内流行的这种版本的原教旨科学主义在专业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在坚持了。所谓的“科学文化人”不过是在将科学文化研究的一些学术常识进行“科普”而已。然而,考虑到国内的现实情况,这种科普虽然本身学术含量不是很高,却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同时,这种科普活动也迫使研究者必须深入考虑中国本土的一些特殊现象,这又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研究题材,引发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线索,例如,华杰的类科学研究、田松的中国民科研究等等。我个人认为这些研究大有深入发展的空间。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正如蒋劲松所说,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应该是常识。但是常识的建立,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科学主义的基本理念本来也是常识。所以反科学主义常识的建立,其实是对科学主义常识的颠覆。而常识,或者“缺省配置”的颠覆,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有的时候,当我陈述我们的基本观念时,我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这有什么奇怪的呀,本来就是这样的呀?这时我忽然发现,要证明我们工作的价值,我要做的事儿竟然是回溯历史,说明本来不是这样的。人们真是容易健忘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关于哥伦布的那个著名的打鸡蛋的故事,可是,一旦知道了这个故事之后,不知道有谁还能体会到,哥伦布当初打这个鸡蛋的难度有多大?
  最初听到这样的反问,我觉得很诧异。不过现在,我感到兴奋。这表明,大众话语的缺省配置已经发生了转移。但是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挑战和任务,我们不能总是翻来覆去地打鸡蛋。我们需要用江老师“三不政策”的最后一条来勉励自己:“不停步”。
  回过头来,我发现大家都在“进步”。按照老蒋的话说,华杰“进步”最大。大众文本越写越漂亮,最近又重新看了一遍他的关于波普尔后记一个论证的思想史考察,实在是个漂亮的学术文本。可以作为范文。

  刘华杰:如果说文丛各位作者确实都关注着某种科学传播,那么大家对于科学传播的理解是怎样的?近几年,这种科学传播在国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甚至遭到严厉的批判。这似乎表明这种工作是重要的、有挑战性,值得一做。关于科学技术,人们应当知道些什么?这是SSK学者柯林斯获奖著作的书名,它要求学者通过研究明确回答这样严肃的发问。我觉得中国过去的科学传播工作深受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学者们甚至没有仔细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在科普的名义下,关于科学技术我们以为百姓应当尽可能了解科学,但是那时我们默认的“了解科学”指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指的是科学技术知识,希望民众掌握了这种知识后成为合格的劳动者,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科学的社会运作过程,一般不在科普之列,后来也开始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但仍然不谈社会运作,也不谈科学事实和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
  现在“火蝴蝶文丛”对科学传播的揭示,6本书几乎展示了6个方向、6种可能性。与传统的科学传播相比,这种新型的科学传播有所超出,也有所保留。前者指探讨的范围大大拓展了,李侠的书主要讨论科学的社会运作,蒋劲松的书深度解构了科学沙文主义,刘兵的书强调从多元文化的视角看待科学,田松的书以某种变相科学主义的逻辑展望了未来世界的图景,等等;后者指有所约束,主要指对于科学万能、“科学代表真理”这种朴素的、有害的理解的消解,具体讲,探讨了科学技术应当纳入伦理、法律之下,科学技术并非天然正确、并非多多益善,一定历史条件下,科技事务与一切文化事物一样,也是有禁区的。

  蒋劲松:另外几本书也具有您说的“有所超出,也有所保留”的特点。例如,你本人的博物学传播,和传统的数理科普相比,在传播目的和态度上更强调人文情怀、生活情趣、生态意义,不再特别强调植物学对于所谓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不特别强调经济上的开发和利用。在科学的内容上改变一味强调数理实验传统,而轻视博物学传统的习惯,在研究主体上则强调全民的参与,这些都在丰富着我们对科学的认识。
  而江晓原将科幻电影的解读引入科学传播,不仅找到了一个非常亲切生动的传播界面,有利于提高传播效率;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幻电影对于科学技术的反思和批判的态度,为思考科学技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点。他这几年“反科学主义”的转向越来越彻底,一部分原因大概就在于他读碟的功夫越来越深吧?
  这几位作者并非是职业的科普工作者,他们进行您所谓“新型的科学传播”,在某些同行看来也许有不务正业的感觉,而在某些传统的科普人士看来,又似有“捞过界”、“手伸得太长”的意思。但是,不可否认新型的科学传播现在影响越来越大。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就是,从理论上对科学传播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方面刘兵教授用力最勤。华杰提出科学传播活动中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还引发了科学传播界的一些争论,是否可以谈谈科学传播的研究与实践的关系?
  至于“松哥”,关于现代化的反思,应该与人类学视角的研究关系密切。不妨就此问题展开谈谈。

  田松:关于我对科学传播的理解,几年前我在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做了一个总结。当我对科学传播的基本问题进行追问,我追到了“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传播(科学)?从这个“为什么”追下去,就问到了对于文明本身的理解。就是对于理想社会模式的理解,就是对于人生问题的理解,就是对于幸福问题的理解。我对这些理解的回答,就涉及对现代化的反思,以及我的人类学视角的工作。当然,我的这些工作本身,又是建立在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对缺省配置的更新之上的。其实,还是一个视角我一直没有明确地提出来,那就是物理学哲学的视角,我从量子力学哲学中建立起来的非实在论立场。

二、科学传播与修辞策略

  刘华杰:我觉得,科学传播是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理解科学、探讨科技事务的一种方式,它不仅仅是“科普”或者“传播学”的某个子学科。田松几年前曾恰当地指出,“科学传播”不等于“科学+传播”的线性组合。因而,对于所谓相关的理论的所指和认同,我的看法不同于传播学视野的理解。科学传播的基础理论主要来自于四大学科:科学社会学(包括SSK)、科学史、科学哲学和传播学。其中,在当下SSK给出启示最为重要,以前最不为国人注意。至于实践方面,应当是各尽所能吧,我相信多元多样是好的,科学如此复杂、侧面如此之多,需要不同类型的人物做多种工作。不久前我在香山会议上概述了科学传播的四种模型,并强调了它们应当各就各位、共生发展。
  我很在意在科学传播这样一个领域有哪些创新性尝试,我推崇杰拉西(C.Djerassi)的《诺贝尔的囚徒》(原名为《康托的困境》)、迪伦马特(F.Dürrenmatt)的《物理学家》以及SSK学者马尔凯(M.Mulkay)的“新文体写作”,也非常欣赏文丛中诸位的各种创新性写作尝试。某种意义上,田松、蒋劲松的做法非常像杰拉西和马尔凯,非常重视理念与修辞的结合,已经发表了一些有特色的、令人难忘的作品(如“好的归科学,坏的魔鬼”、“绝对正确”、“四姨太效应”等),这种文学形式远胜过理论(背后当然也有许多理论支持,只是面对读者时把它隐藏起来了)的喋喋不休,“四姨太效应”的概括甚至可以与科学社会学中“马太效应”一比;它们虽然不是正规的“科学说明”,但比较人性化,很有说服力。我也尝试写过几则小东西,希望通过某种虚构更真实地展示科学的面目。

  蒋劲松:确实,新型的科学传播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文学色彩。这不仅是在实践中一般性地利用文学技巧和文学表现手法,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高度重视修辞学。因为,修辞不仅关乎传播的表达形式,也关系到对科学理解的实质内容。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J.Jacques Derrida)、罗蒂(R.Rorty)都在努力打破哲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我认为新型的科学传播在这方面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这大概也就是某些批评者认为“反科学文化人”以“忽悠”代替论证的原因所在。
  据我的观察,新型科学传播的实践与理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循环。这几位科学传播积极参与者在科学观上的改变,固然背后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然而更加明显的是,科学传播的新型实践,激发了科学观的改变。这也就是大家“缺省配置”这几年中“升级”如此生猛的原因。当然,后遗症就是不少地方还留存着不够“兼容”的bug,这也是我所谓“科学主义尾巴”没有割尽的意思。当然,从多元化的立场看,一定程度的内部张力,也未尝不是好事,它可以提醒我们目前的观点仍然是有局限的,不至于认为它是最后的真理。

  田松:两位都注意到了科学传播与修辞的问题,我想从两个角度去谈。一是王小波关于有趣的美学原则;二是大众文本与学术文本的差异。
  我非常欣赏王小波的文字,正如我以前欣赏王朔的文字。但是王小波明确地把有趣作为一条美学原则,他自己的杂文和小说都实践着这个原则。在王小波的杂文中,我们可以在有趣的故事和夸张的比喻后面,看到严格的逻辑和冷峻的理性。这种手法在我早年的杂文中虽然也曾使用,但是在读了王小波之后,则更加有意识地,肆无忌惮地加以应用。在去年为给师大研究生开设的“科学文化文本分析与写作”课中,我归纳了三条“大众文本”的叙事策略:举例子,打比方,讲故事。一个好的比方所起到的传播效果,不亚于一篇文章,乃至一本书。比如华杰的“缺省配置”。
  关于大众文本与学术文本,最大的差异在于读者的差异——这好像是废话,但是对应着叙事策略的转换。对于学术文本,作者默认的目标读者都是同行,在行文中,只需要考虑自身的逻辑严格和叙述完整,不大需要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如果读者接受不了,是读者的水平问题。也就是说,学术文本,是要求读者进入作者的语境,了解作者的观点。但是大众文本则全然不同。对于大众文本,应该意识到,目的读者并非是本专业共同体成员,作者有义务采用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叙事,也就是说,大众文本,是要求作者进入读者的语境,以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所以这种叙述,与学术文本相比,有着另一种方向的难度。而进入读者语境最好的办法,就是“举读者有所了解例子,打读者比较熟悉的比方,讲读者能够理解的故事”。我发现江老师也在主动地应用这些手法,他关于量化考核的系列杂文,每篇文章都建立在一个故事之上,构成了一系列漂亮的文本。
  在以往人们的理解中,大众文本和学术文本并不是处在两个不同的语境中,而是处于同一个语境的两个不同水平上。但是在我的理解中,大众语境和学术语境,并没有高低之别。
  事实上,常常是在这些所谓大众文本的写作中,我能感受到写作的快乐,也能够感到自己在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而学术文本的写作,常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匠人。
  这几年老蒋的大众文本创作甚勤,应该也有类似的体会。

三、可能的生活方式

  刘华杰:“火蝴蝶文丛”也比较关注个体的生存方式和理想社会的构建。这里有吸烟的、吃素的,还有搞民科的。有人关心:“你们的学术研究与生活方式之间有关联吗?”“文丛的作者为什么清一色来自高校?‘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丛书的编委为什么差不多也都来自高校?”请两位先谈一谈。

  蒋劲松:这真是个好问题!新型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最大的差别,可能就在于传播者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主编单之蔷先生在介绍成功经验时,曾经讲过,刚开始那些科学家们提供的稿子不能用,后来编辑启发他们用第一人称“我”来写作,文字立刻生动有趣,读者爱读了。新型科学传播渗透了传播者个人的情感、对生命的领悟和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自然就发人深省、感人至深了!
  而你这里涉及的则是另一个问题:文丛作者的身份和生存状态与文丛的内容和风格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要我们对自己的科学传播活动进行自我反省,很有必要。我认为,高校教师的身份与新型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必然的。例如,“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丛书的编委中也有报纸、出版社的编辑等等。但也不可否认,在这个科学文化学派中高校教师确实是中坚力量。
  我还是想再强调一下,科学文化研究对于科学传播实践的某种“指导”作用,对于传统科学普及模式的反思和批判作用。高校教师介入到科学传播活动中来,固然有时间紧张、实践经验不很充足等难以克服的弱点,但同时也有相对超脱,没有包袱,勇于反思和批判等优势。毕竟,在现代社会中,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们承担了观念创新,引领社会前进的重任。所以说,从事科学文化研究的教师提倡新型科学传播是份内的家务事。

  田松:我在刚才提到的出站报告中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不过,问题不是“为什么作者都是清一色的高校老师”,而是应该更加具体的“为什么‘科学传播’是从我们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这个领域中产生出来,而没有从传统科普或者科技新闻研究中产生出来?”我用传播学的所谓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做了一个类比。“科学传播”,就类似于“批判学派”,其成员大多来自于人文学科,秉承社会批判的精神,加入到对(科学)传播学的研究之中。在关于科学传播的“为什么”的问题中,对于幸福,对于理想社会的理解,是理论产生的背景,也是理论之活动的舞台。

  刘华杰:本文丛的6位作者之间个性差别甚大,但大家讨论学术问题从来不留情面,“和而不同”在这里很好地实践着。我曾在某个场合评论过,江晓原与刘兵两位教授学术背景不同、个性不同,科学观的保守程度不同,但他们能够很好地在各种场合“对话”,对于科学文化的各种出版物进行及时的评价、传播。在中国还找不到另外一对如此默契的南北搭档,国外恐怕也不多见。论年纪和出道时间,这两位教授都远远走在前面,对于“和而不同”的践行,两位也一直自觉起着模范作用。
  论学术思想解放程度,刘兵当属先锋,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刘兵就在倡导建构论和女性主义的理念。也许,刘兵摆脱唯科学主义“缺省配置”的时间最早。在这6人中江晓原可能是告别唯科学主义最晚的一位!记得江老师在《科学时报》上刊出一文“科学可不可以被研究”,我当即预言:由此可判断江老师已经越过了中线,将来会不可逆地前行。最近一年,江老师前行的速度十分惊人。
  当然,大家并不在乎某某是不是唯科学主义者,我们也从来不以此划界区分敌友,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快速摆脱“缺省配置”一定是好事。给学生上SSK课时,我一直怀着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希望学生转变科学观念,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转变得太快。
  思想会导致行动、导致某种生活方式。以我个人为例,我十分赞赏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对于植物学的探索和传播(他是哲学界少有的对植物倾注了极大热情的人物),并以他为榜样博物地生存。请两位谈谈各自的行动计划。读者可能更关心素食与科学文化、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问题。

  蒋劲松: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在书中有多篇文章涉及到了动物保护甚至素食的话题,封面上也介绍我是一位素食者。从1997年至今,我已经素食10年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改变。因为它让我心情平静、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尹传红兄曾不解地问:为何一个吃素的人反科学主义却如此“生猛”?
  这样一种另类的、许多人会认为“不够科学”的生活方式,让我可以多少感受到边缘人群在社会上遭遇到的种种误解、不便乃至歧视,真切地体会到,正如桑德拉·哈丁所说的那样,处于一种边缘立场,更容易摆脱流行的偏见,更容易通过反思和批判获得较为客观的认识。
  不仅如此,素食帮我建立起一种与动物、自然之间完全不同的关系。长期身体力行的素食,让我认识到即使在当代工业化的都市中,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空间和可能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人类中心论,反抗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所谓“现代文明”。不必遁隐山林,不必远离所谓的“红尘”,在很好履行各种社会、家庭责任的同时,我们仍然可以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追求超越的理想。
  说到计划,我将继续深入开展科学实践哲学的学术研究,今后要侧重有关地方性的理论研究,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反科学主义要从“破”向“立”转移,将更加正面地弘扬科学文化的“主旋律”。在个人生活方面要响应田松的号召,向华杰、江老学习,“停下来唱支歌”,多赏香草,勤看电影,让身心真正自在“逍遥”。

  田松:在江老师和刘兵近期的一篇对话中,江老师提到了我对“科学文化人”(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称谓)这个群体的一个判断:我们这些人是发自内心地相互欣赏着。这种相互欣赏的基础,我想首先不是学术观点的一致,而是对学术的理解,对学术的态度的一致。至于具体的学术观点,有差异才是正常的。前面蒋劲松提到了对我的批评,我对他所批评的内容,当然会有反驳,但是对于这种批评本身,我是非常欣赏的。真诚的批评,会增进友谊,也会让我们共同进步。在这一点上,惠勒对爱因斯坦-玻尔争论有过这样的评价:“近几百年来很难再找到其它的先例能和这场争论相比拟,它发生在如此伟大的两个人之间,经历了如此长久的时间,涉及如此深奥的问题,而却又是在如此真挚的友谊关系之中。”这是我向往的人生境界。
  反思科学主义,在我看来,经过了大致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我们强调,科学技术也有负面效应,科学技术不是什么都好——所谓双刃剑的提法,很多人现在觉得是常识,是自然而言的,但是在这个说法刚刚提出来的时候,还是遭到了很多激烈的反对,乃至于来自意识形态的攻击;第二,我们强调,只有科学是不够的。第一和第二,这是我们大家都接受的。第三,我要提出,没有科学也是可以的。这一点大家并不是都能接受。而且,我还有第四:有了科学是不好的。这是个更加激烈的观点,可能会遭到甚至包括文丛其他作者在内的更多的反对。
  实际上,在我们解决了基本的问题之后,完成了缺省配置的范式转化之后,大家在新的常识之上,表现出多样性的局面。所以我觉得,今后大家的差异可能还会更大。江老师这些年在大众文本上,同时开辟了科幻、学术体制、风花雪月等几个领域,刘兵在后现代的各种主义之间,东北西走;华杰在博物学理论和实践上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老蒋除了继续反思科学主义,还在动物福利、动物权利、素食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侠曾经对科学主义问题有过深入的文章,他近来对于科学政策上的反思和批判,无疑也基于其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吴国盛近几年相对沉默,正在实践他关于学院派的主张。以上种种差异,相信还会有更深入更复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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