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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日志

 
 

“宏大叙事”的诱惑——关于”学术品味“之一  

2008-02-13 17:46:00|  分类: 好发议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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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文景》杂志2004年第7期

 

“宏大叙事”的诱惑——关于“学术品味”之一

 

□ 江晓原  ■ 刘 兵

 

 

  □ 刘兵兄,前些时候当我们商量这个专栏的名字是叫“学术品位”还是“学术品味”时,我们一致选择了后者。现在我感到这确实是一个较好的选择。首先,后者的涵义可以比前者更广泛;其次,从字面意义上说,还可以双关——既可以谈论学术活动或学术成果本身所具有的品味,又可以对某些事物(哪怕它们本身不是学术的)进行学术性的品味。

  也许,我对这种双关意义的兴趣,本身就是一种“品味”——它很可能被某些人认为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甚至是低级趣味呢。

 

  ■ 讲品味,虽然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算不上什么,甚至于被认为是低级趣味,可是,那不过是以另外一种品味来评判我们这里所要谈的品味而已。也就是说,其实,品味人人皆有,只是彼此有所不同罢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谈学术品味,两个关键词几乎同样重要,其一,是讲学术,讲学术的品味;其二,就是像你所说的,品味学术也是重要的一种学术活动。而且,虽然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品味”,但另外一种“品位”,却也与之关系甚为密切。

  而且,在刚刚设想就此主题来做对谈时,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教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像带研究生这样的过程中,我有一个非常深切的体会,就是要想让学生能够体会到学术品味,是一件非常重要但却相当困难的事,而且远非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得出来这种能力,于是,便萌生了就此展开谈谈的念头。

 

  □ 让我们找个具体的例子来试试。前几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忽然起了“测试”的念头,就问身边一位女士:假定我在课堂上对学生讲白居易的《琵琶行》,如果包括了考证那个歌女是长安第几流的妓女、她当时多大岁数、“移船相近邀相见”到底是她上了白居易的船还是白居易上了她的船……这类内容,你如何看?她鄙夷地指出:这是彻头彻尾的低级趣味,“你这样还象大学教授吗?”然而我告诉她,有人说陈寅恪在课堂上就是这样讲的,“是陈寅恪么……”,她就沉吟不决起来。这个测试很有些意思。本来就事论事,这位女士断然认定那些内容是低级趣味的;但是由于陈寅恪被公认处于学术品位的高端,如果他这么讲《琵琶行》,这位女士就不敢说这是低级趣味了。

  假定陈寅恪这样讲《琵琶行》真有其事,你认为这是否有损陈氏的“学术品位”,或者说,陈氏的“学术品味”并不高(至少这次讲课是如此)呢?

 

  ■ 我觉得,我们当然不应该认为陈寅恪的这种演讲是品味不高。尤其是,我们谈的是“学术品味”,这里面,学术这两个字的定语尤其重要。当然不用说,我们两人会就此话题开谈,应该在学术品味上有着大致的趋同吧,否则,谈起来就要打得不可开交了。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愿意谈的,所愿意接受的,以及愿意实践的,只是我们所偏好的那种,或者说那些学术品味。而其他一些人,显然也会有不同的学术品味。在这些不同的学术品味之间,也许是很难有所沟通的,其差异甚至可以关乎到对于何为学术、何为高质量的有品位的学术(那自然应该是有品味的学术)的理解问题。就此而言,我自然是认为像陈寅恪的讲课(假如他真的做过这样的讲课的话)是有学术品味,而且是很有学术品味的。而且这种学术品味并不在于他是否一定讲了什么具体的内容(如妓女及其与诗人的关系和具体活动等),而在于他选题的角度、选题角度的新颖性、选题的立意、他从中可以得出与前人所不同甚至前人从未有过和结论、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如此等等。

  我们的学术界,在不久前,才开始逐渐地有了一些人在随着国外相关理论的引进而谈论对于宏大叙事的消解,而且这种讨论还不好肯定地就可以说是成了主流的声音。可是,我们不是在陈寅恪那里看到他早已在进行着这样的实践了吗?遗憾的是,许多人往往并不关注这些东西,而只是简单化地以一种并未对之进行深思的道德伦理的判断为基础(这种判断本身是否合适还依然很成问题),就可以对之予以否定。当然了,如果站在像以往主旋律那样的正统要求下,这样的讲课就更不会被认为是有品味,甚至不会被认为是有学术价值的了。

 

  □ 对所谓“宏大叙事”的偏好,多年来对许多学者影响甚大。很久以来,我们习惯于空疏浮夸的“学”风,喜欢徒托空言,大发议论。先前有所谓“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之争,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着眼点都在“论”上。大焉者构建“理论体系”,小焉者发为惊人之说,必出一番宏论而后已。久而久之,许多人已经习惯于一定要在文章或著作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一般性地提出观点(比如有所谓“夹叙夹议”)还不行,通常还要摆开一个论断的架势才行。

  这里我又想起一个具体的事例。前两年我有一个研究生做了题为《中国当代民间历法改革运动》的毕业论文,这是对中国当代一个主张改革现行历法的群体的文化人类学考察,由大量的实地考察、访谈、问卷调查等等,依据第一手资料写成,是一篇近年相当难得的比较扎实的硕士论文。按照我的意图,作者对历法改革的各种方案并不发表意见,因为她要考察的是改历运动本身,这就像《物理与人理》一书考察理论物理学家的社群,并不对理论物理本身发表意见一样。但是有些人士却认为此文“没有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习惯于“宏大叙事”已经太久了,而对于类似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则感到格格不入。

  早先人们在朴素的客观性假定的简单指导下,坚信科学理论必定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通过绝对“客观”的观察,才能归纳出理论。然而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早已指明,绝对“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观察程序的设计、观察结果的表述等等问题上,必定有某种理论的介入。作为一种类比,我们也不难看到,绝对“客观”的描述同样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描述对象的取舍、描述语言的选择等等问题上,也必定有某种“观点”──实际上也就是理论──的介入。

  再联想到陈寅恪,我有一次曾专门复印了陈的论文目录,特地请研究生们看,他做的那些题目中,有没有所谓的“宏大叙事”?可以说完全没有。有些题目,倒是和刚才举的考证“移船相近邀相见”的例子确实相当类似。然而这就是史学大师,并且被公认居于学术品位的高端。

 

  ■ 说到宏大叙事,说到论,我倒是想起来前些时候你曾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有“叙述当头,立论也就在其中了”这样的话。事实上,如果叙述得当的话,确实是可以将“论”有机地包含在其中的。但是,在当下,特别是在一些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评审以及答辩时,经常会有人问到,你这篇论文自己独有的观点和结论是什么?在这样的提问中,提问者是按照某种当下流行的“学术”价值标准(这里把学术二字打上引号,并不一定就是说那不是学术,而是指那不一定是很有品味的学术),认为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一定要有自己的——哪怕是强挤出来、硬凑出来的——观点才行。这确实是一种对于“论”的不恰当的过分强调。由于这样的观念的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到我们不自觉地受到其影响,以致于,有时我们在读一些国外学者写的文章时,也会因为他们没有明确地把其“论”一、二、三、四、五地开列出来,从而有些不知他们要讲什么的感觉。不过,如果仔细地反复阅读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许多重要的论,恰恰是存在于叙述的字里行间中的。但当我们也按偏好高论的标准去训练学生、要求学生时,就会把这种没有品味的学风传给他们,让他们以为学问就得那样做,这岂不是很糟的一种教育方式?

  与之相应地,在做学问的选题上,也就有了所谓强调“社会意义”之类的要求,在这样的要求下,宏大叙事自然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必需的写作方式。还是说陈寅恪吧。正如你所讲的,他作为一位居于学术品位高端的史学大师,仅就其研究工作的选题而言,他早已超前地采取了不做宏大叙事的选择。但如今,我们一方面在形式上对这样的大师景仰有加,可是在我们去按照各种基金的申请指南去申请各类基金时,在我们不得不按照某些既定的标准去完成某些“课题”研究,或对某些研究进行评审时,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像陈寅恪那样,在“主旋律”之外去自由地进行学术探索吗?显然不行,除非你根本不想从体制中得到那些资助和支持。这也正好说明,至少在官方的、体制内的大多数学术评价机制中,所采用的价值标准,恰恰是与我们所喜欢的、在国际上被更多地学界奉行的价值标准背道而驰。以这样的方式做出来的“成果”,怎么会是有品味的学术呢?因此,我曾半开玩笑地说过,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专门要谈谈当下各类官方基金对于学术研究的破坏作用。

 

  □ 真是犀利的见解。在人文学术研究中,对宏大叙事的偏好,多半和当年意识形态的过度影响有关,那时大家认为“文科”就是要为政治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才开始承认人文学术应该有独立的学术理念,就象物理学、天文学有它独立的学术理念,不能随着政治家的好恶而改变一样。但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所谓“宏大叙事”的过度偏好,事实上是和空疏的学风、空洞的文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不少搞理工科的人士认为,文科的人就是说说空话大话,将别人的、前人的东西抄来抄去而已,这当然是偏见,但很多人文学者的言行也确实很容易引发这种偏见。

  在自然科学领域,因为多年的科学传统已经相当强大,而且对来自意识形态影响的抵御能力也明显强于人文学术领域,因此不太容易见到对宏大叙事的偏好——至少在主流的科学共同体那里是如此。但是在所谓的“民间科学爱好者”那里,动不动就要“掀起一场科学革命”、“改写整个物理学”之类,这不是正可以类比为某种“宏大叙事”吗?

  最近田松的《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一书,对国内“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动特点、思想根源、文风学风等等作了很好的分析。这些“民间科学爱好者”当然也自命是在搞“科学研究”,但是他们的东西是不入流的(注意:“入流”也是陈寅恪喜欢用的一个措词),甚至是伪科学的。如果我上面的那个类比可以成立,那“宏大叙事”和“不入流”之间就有了一种亲缘关系,这不是很奇妙吗?

 

  ■ 这种将民间科学爱好者在其“科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其实,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也本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中研究的宏大叙事的比较,倒是确实挺有意思,也很有启发性。的确,当我们翻开那些高水平的科学刊物去看那些前沿的研究论文时,是不大可能会发现“纵论理论物理学”或“宇宙总规律之研究”之类的东西的,但在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中,动辙上下几千年贯通古今的宏论倒比比皆是。不过,要是将国内与国外的这后一类期刊上刊登的研究论文的题目相比较一下的话,也是可以发现其间有着不小的差异的。因此,我在科学史类课程的教学中,有时会让学生们去浏览一下像《爱雪斯》(ISIS)每年收集的国际科学史研究文献目录这样的东西,其目的,也就是想让他们通过这种浏览,去体味一下人家在科学史的研究中是如何选题的,去看看在国际研究的背景中,什么样的问题才是主流的风格。

  不过,也许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谈的主要是一种学术研究的选题。在那些为了满足像教学或面向一般公众的普及传播等需求的著作中,倒确实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有某种宏大叙事特点的著作的。但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我们经常是把那种本来只在教程或大众普及读物中的选题方式,给搬到了学术研究中来,结果搞得学术研究似是而非,显得非常“不入流”。这个不入流,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与国际学术研究主流的背离。而且,退一步讲,其实一些非常出色的普及性读物中,一些非宏大叙事的精品也开始随着译介工作的逐步展开来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例如,像《经度》那样的科学史普及读物,只是选取了一个特殊的切入点,不是同样写得引人入胜吗?这样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相比之下,在那种偏爱宏大叙事风格的“学术研究”的影响下,似乎我们的普及读物也在一定程度沾染了这种不良习惯。对于普及读物中的“宏大叙事”,以及它与那些所谓“学术研究”中的宏大叙事的关系,你是怎样看的呢?

 

  □ 这又是一个很值得深谈的问题。在我的感觉中,普及读物中的“宏大叙事”,似乎和某种“辉格倾向”有关,或者直白点说,就是将普及读物写成某种宣传教育的材料。常见的主题有“爱国主义”、“奉献精神”、“刻苦精神”等等。这些主题当然都是好的,但如果是进行科学普及,那么还是围绕科学进行才好,如果非要将这些主题强加于科学的普及读物身上,甚至认为这些主题在任何读物中都永远是最重要的,以至于不惜歪曲事实,向读者描绘虚假的景象。

  世间有一种“真实的谎言”,常见的办法是举出一系列真实的事情(当然同时要隐瞒更多同样也是真实的事情),但让这些事情构成一幅虚假的图景。比如给小孩子讲“科学家的故事”:今天讲两位科学家,一位是爱因斯坦,一位是黄道婆,假定所讲内容都是真实的,却仍然构成一个谎言:我们中国有一个可以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的、伟大的科学家黄道婆。这就是某些普及读物中常见的“真实的谎言”模式之一。

  实际上所谓的“学术研究”中也有同样的问题。由于许多普及读物是由学术界中人写的,他们既然“宏大”已成习惯,自然一以贯之,处处“宏大”下去了。

 

  ■ 把普及读物中的宏大叙事与“辉格倾向”联系起来,真的好像很有些道理。不过,我们是不是把“辉格倾向”这个话题留在以后再详细讨论——我担心我们自己也搞起“宏大叙事”来——至少这一次不可以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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