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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日志

 
 

学术“量化考核”之穷途末路——关于“学术品味”之二  

2008-04-01 09:39:18|  分类: 好发议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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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文景》杂志2004年第8期

 

学术“量化考核”之穷途末路——关于“学术品味”之二

 

□ 江晓原  ■ 刘 兵

 

 

  □ 记得几年前,我们在香港九龙夜谈时,曾就学术评价问题讨论过许久,当时大家认为眼下这种“量化考核”的弊端已经十分明显。现在又几年过去,其弊端愈演愈烈,反对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是似乎就是拿这种局面没有办法,这背后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实在应该认真探讨一回。

  先从基本观念说起。人治好还是法治好?恐怕如今没有人不说法治好。而在学术评价中,所谓的“法治”,自然就是“量化”──单位时间内发表了多少SCI论文、CSSCI论文、出版了多少专著(许多地方还要统计字数)、得了多少数量多少级别的项目、拿到多少经费、获得多少奖项(天知道,许多奖项都是“运作”出来的)……,有了这些“硬杠杠”,往上一套,人人平等,似乎优劣立判。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指出其种种弊端。然而维护这套做法的理由也很雄辩:你说这样不好,那怎样更好?!

  确实,我也不知道怎样更好——我只知道这样不好。比如我们看电影,觉得不好看,就说这电影不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去拍一部更好的电影——想拍的话也没有人让你拍啊。电影不好看,就得让人说;考核方式不好,也得让人说。

 

   ■ 量化考核的弊端,其实已经有许多人说过许多次了,只是,人们似乎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而这些议论和批评,却几乎没有能够对于这种强调(实际上是非常极端化的过分强调)带来什么改变。因此,我们在这里,恐怕也只是“说说”而已,但说总比不说好些吧。不过,既然我们对谈的栏目是“学术品味”,是不是我们可以先就这种考核方式对于学术品味的败坏谈一谈呢?然后,当然也可以尝试着分析探讨一下这种机制产生的原因和可能的解决办法吧。

  对于量化考核与学术品味的关系,似乎有无限多的话题和感慨可谈,然而,也许正是因为可谈的东西太多,乍一开始谈,又有些不知从谈起的感觉了。但总体来说,这种考核方式绝对在不利于提高学术品味的结论却是显而易见的。有一个不一定那么恰当的类比,就像为了提高产肉量,对于猪啊、鸡啊等动物,就只好以各种饲料添加剂来加速它们的成长过程,让它们以最快的速度长出最多数量的肉,这样一来,产量倒是上去了,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后果,是这样长出来的肉绝对地不好吃!近来人们反过来又开始讲究吃“土鸡”、“走地鸡”甚至于更奢侈的“走草鸡”,恐怕就是人们在回过头来重新追求“饮食品味”的结果。

 

  □ 我想起前几天给我们系博士生上课时的情景。那次涉及我十几年前在台湾《汉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篇长文,我忽然感慨说,要是现在,这篇文章中的每一节,都可以穿靴戴帽,单独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去发表啊。而当时我根本没有这种想法——这绝不是因为我觉悟高、自律严,而是因为那时“量化考核”还没有大行其道,这些对付“量化考核”的歪招还没有被大家想出来,或者至少还没有广泛使用起来。

  一篇文章分成几篇发表,只不过是使文章从“厚重”变为“轻薄”,对于学术品味的败坏还不是那么直接和严重。现在更严重的是,因为“量化考核”归根结底是对数量的追求(理论上也有对刊物“档次”的要求,但那不过是另一种荒谬而已),结果迅速转化成为权利寻租的温床。由于在“量化考核”的制度中有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之前必须在何种刊物发表多少篇论文的刚性要求,有些刊物就借此出售版面——向作者收取“版面费”,而那些为了答辩不得不“发表论文”(我加双引号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发表”和“论文”都已经变了味)的研究生,就不得不交钱来换取发表。还有一些高校教师,为了满足上面的“量化考核”,甚至不惜对某些刊物的编辑请客送礼,忝颜巴结。为了满足荒谬的“量化考核”,竟逼得学人付出人格的代价!

  这些付出了人格代价而“发表”出来的“论文”,它们还能有什么学术品味吗?当然没有。因为是付了钱的,多烂的文章也会被刊登出来,这是双方都心照不宣的。所以自从“量化考核”大行其道以来,我们的论文、专著数量扶摇直上,看上去一派“学术繁荣”景象,而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心里都明白。

  也许有人会辩解道:发达国家学术刊物也有收版面费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收?确实,是有学术刊物收取版面费的,但是有两点不同:一是如果有严格的审稿制度,仍可保证论文质量;二是没有要求全国几十万研究生都在答辩前发表多少篇论文的刚性规定——在这种规定的作用下,如今几乎所有的“核心期刊”、“CSSCI期刊”之类刊物的编辑部里,都充斥着投稿的“论文”。在这些投稿中,学术泡沫、学术垃圾究竟占多大的百分比,我是真不敢猜想了,怕说出来得罪人太厉害。

   

  ■ 说到一篇论文可以拆成几篇发表,我最初大约在将近10多年前就曾听一位搞纯科学的人讲过,不过也确实如你所说的,虽然当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也并没有太当回事,在自己领域中写东西,还是尽量把观点写得完整一些,哪怕文章写得长些,还要努力说服编辑,让编辑认识到文章写得如此之长的必要性。可是,近来,因量化考核而带来的对发表论文篇数的要求,似乎已经波及到各个领域了。说来也巧,前些天我在给研究生上课时,也曾谈到一个类似的话题,即有些国外的刊物,在有特殊的好文章时,会有破例之举,比如一期刊物只登一篇长文等。当然,我也乘机发了些牢骚,即如果在我们这里,这样的做法是否会被刊物和作者双方所采用?

  在现实中,人们其实并非意识不到这种片面追求论文篇数的做法的弊端,但当人们要对抗一种力量强大的体制时,往往力不从心。比如说,也早就有人计算过,在某某领域,核心刊物一共有多少,一年能发表多少篇论文,而该领域中研究人员有多少,又要毕业多少研究生,算下来的结果是,那些核心刊物只发表研究生的论文都不够用。由此,像这种国外亦不普遍采用的对研究生发表文章的硬性要求的荒谬性变得显而易见。但是,在现有体制下,研究生毕竟还是要毕业,还是不得不按照那些荒唐的要求去拚搏,后果,也就不难想像了。

  在这种机制下,发表论文的首位目的已经不是为了学术的发展,而是为了表格上数字的增长,因此,我们一些朋友曾半开玩笑地把这种倾向(而且这种倾向远远不仅为了多发论文追求数字字,还有更多其它的表现形式)称之为“表格主义”,想来也有一定的道理吧。

  但是,如果还是就学术品味来说,像这种问题所带来的,就不仅仅是低品味的学术,简直是没有品味的学术了。

 

  □ 本来按我的理解,“学术品味”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概念。“学术”当然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但“学术”的灵魂是创新,而创新当然是各不相同的。至于“品味”,那就更是个性化的了。每个人搞出来的学术成果,其品味必然受制于他的知识结构、学术背景,以及他从事这项学术研究时的心境。对于一个已经“出道”的学人来说,前两项基本上是稳定的,心境则可以随时不同。那么,在“量化考核”的阴影下,可能有怎样的心境呢?心境如果坏了,学术怎么会有品味呢?

  我以前非常喜欢的唐诗佳作中,有一首杜荀鹤的《春宫怨》,全诗如下:

  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

  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

  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

  其中“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一联,字面上的意思,是妃嫔感到雨露承恩既然已经不靠容貌,那我为何还要修饰打扮呢?其实是旧时中国士人用来比喻自己怀才不遇的老套手法。如今在“量化考核”的阴影下,我发现这首诗可以“误读”出一些别有会心之处:

  首先是,如今学术地位已经不靠论文水准的高低来决定了(基本上只靠数量和刊物“级别”决定),青年学人又何必劳神费力去撰写高水准的论文呢?其次,“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四句,原是妃嫔回忆和怀念入宫之前平静而朴实的平民生活(与越溪女伴共采芙蓉),意境悠远,现在我们可以借用来表示没有“量化考核”阴影笼罩的中国学术界的如歌岁月——那将是一段充实而平静的岁月,青年学人将只需关心学术,不必为其它各种红尘俗事而忧心如焚。这时青年学人也将不会再有“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之叹,或者说将不会为自己“误入”学术圈而后悔了。如果青年学人能有这样的心境,我想,多样化的、富有个人色彩的有品味的学术,将是指日可待的了吧?

 

  ■ 对于发表论文的数量的考核压力,既作用于那些刚出道甚至还未出道(比如尚未毕业的研究生)的年轻人,也作用于各种其他年龄层次的学者(现在惟一可算作例外的,也许就是那些按照“老人老办法”只等他们不久后退修的那些某某以前出生的“老者”,其实这种机制也有它的问题,不过在这里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如果达不到要求,不让你上岗,让你拿不到目前已经成为整个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岗位津贴”,这难道不是令绝大多数学者不得屈从于这类考核标准的致命压力吗?

  除此之外,在现在的考核方式中,对于学者申请到了多少多少基金项目,这些基金又分别是什么级别(如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或其他“横向课题”等等),也成为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然,本单位(而非基金提供者)考核的主要内容是申请到了多少钱,以及这些钱来自哪一级别,至于最后课题完成得怎样,就很有些无关紧要了。有人曾这样形容说,这就像对于一只鸡,只考核你找来多少米,而不管你下了多少蛋,当然,就更不关心你下的是双黄蛋还是“坏蛋”了。

  在我们的另一次对谈中,我们也曾谈过了类似的问题。不过,那里我们是就体制化的学术和非体制化的学术来谈的,是说到当下绝大多数基金肯资助的项目,以及对完成这些项目的要求,并非出于对高品味学术的追求,我甚至还提出了应该研究一下当下各种基金对于学术发展之破坏作用的看法。这是就基金提供者而言,是基金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从申请基金者所在单位这方面来看,过于片面的追求基金的数量以及级别,是影响学术品味的另一重要因素。对此,你也应该是深有体会吧。

 

  □ 这方面,对学术品味的破坏更为明显。

  首先是大量从学术标准和市场标准来看都毫无可取之处的书籍,在“课题”的经费的支持下——向出版社购买书号,纷纷出版。这些书籍事实上几乎完全不进入图书市场,通常他们被堆放在“课题”负责人的办公室的角落或走廊上。只是在“课题”结题、验收、报奖、申报职称这类场合,被拿出几本来用一下;或是供“课题”成员在扉页上写上“×××指正”之类的字样,用来送人。由于有“课题”经费的补偿,出版社通常不考虑这些书籍的发行和营销,不会对书的水准提出什么要求(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即可),至于学术品味,那当然就更谈不到了。

  其次,“课题”要申请就要有评审,申请的人当然希望自己的申请能够评审通过,这时对他来说,最好的策略显然不是追求自己的学术品味——如果他有这种品味的话;而是尽可能迎合“课题指南”上的“精神”,尽可能迎合“课题”评审专家的口味,而评审专家又有多人,众口难调,因此只能采用平庸化的策略,弄成四平八稳的模样,才容易得到通过。而现在对所谓“课题”看得越来越重,谁有了“课题”,特别是“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就被认为是杰出、优秀,结果沿着这个方向恶性循环,其弊端愈演愈烈,谁还去追求什么学术品味啊?

 

   ■ 开头你曾提到我们几个人在香港九龙的夜谈,我记得当时北大的吴国盛说了一个故事让我们都感慨颇深。他说,在北大一次人文学科的职称评定会上,有两个被评者同样都出了一本专著,一本是在某基金资助下完成的,另一本则是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自己完成的。有资深评委说,既然同样出了书,相比之下,当然没有拿到资助的人应该优先,因为他是在没有花费国家的钱的情况下完成了同样的工作!当时我们都感叹说,北大毕竟是北大。可惜,像这样的评判标准现在是实在难以普遍地见到了,见到的只是那种愈演愈烈的定量化考核。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种常见的解释认为,这是一种官僚管理学术的体制的结果。即在许多情况下,行政管理者并不懂得学术,但又要对之进行“管理”,于是,数数,就成了最简便可行的办法。而学术终究不是可以用分量之类的东西来称量的,当然,从另一方面讲,这样的评价体系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腐败和不公正,但正如你曾提到的,实际上这也会带来另外的腐败和不公正。而且,尤其关键的是,它带来的最致命后果,是学术质量的低下和学术品味的降低。

  当时,我们还曾分析过可能的改变,例如,认为难以实行其他的评判考核标准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权威的大师。确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过如果抛开那些更复杂的因素不谈,至少在一点上可以有把握地说的是,这样的考核机制下是绝对地不利于学术品味的提高的,因而,这样的考核标准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改变的。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许多有关的呼吁,但在现实中,要彻底改变当下的情形,似乎还需要相当的时日。但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对此标准的弊端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前不久,在我们这里的一次博士生毕业论文开题会上,一个在读的博士生汇报其已有的成果时,就颇为得意地展示他发表了多少多少篇论文。我当时就不客气地说,如果你是我的学生,我为此就不会让你毕业,因为以这样数量写文章,是不可能写出精品的。其实,这也不过是在以另一种方式来强调学术品味而已。因为另一个例子则是,我指导的一位硕士生,仅仅在毕业时刚刚发表一篇东西,只达到了毕业要求的最低标准,但因为没有把时间花在无益的数量追求上,更安下心来做毕业论文,结果写出了一篇不错的毕业论文,后来发表在不错的刊物上,并得到了同行的好评。

  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有差距,在现实中,我们确实无法彻底地抵制现有的量化考核体制,但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与之抗衡,并尽力地教育我们的学生,让他们也能有类似的认识,这也许就是我们目前尚可去做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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