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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日志

 
 

“人妖必能沟通,以缪斯的名义!”  

2008-08-25 08:56:12|  分类: 年年岁岁一床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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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8月21日《外滩画报》

年年岁岁一床书(4)

 

“人妖必能沟通,以缪斯的名义!”——张宽的《香格里拉围城》

 

江晓原

 

 

  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唐代绝句之一: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

  而最初注意到张宽的名字,就是因为他在《读书》杂志上的那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圈套》,其中提到“某德裔美国汉学教授以性象征串讲了许多中国古典诗”引起轰动,如谓“木兰舟”者,女阴之象征也,而“骚人”驻其上,即成男女交媾之图像矣,云云。因而印象深刻。这位美国汉学教授的说法看来颇富后现代色彩,听听倒也蛮有趣的。

  后来看到媒体上预告张宽在国内出了文集,立刻就向他的出版人王瑞智索要。瑞智和我也是好几年的老朋友了,他有些奇怪,说你怎么也会喜欢张宽的东西?——因为据说颇有些人不喜欢他。我说我不认识张宽,只是喜欢他的文章而已。

  等到张宽的文集《香格里拉围城》快递到寒斋,我当然立马就把玩起来。谁知随手一翻,就翻到了那篇《小罗累莱谣曲》。这是张宽模仿德国文学中的“谣曲”形式,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听说“某北大西语系出身的川籍才女最后竟与一教士结婚,感叹之余”而作。他对此自我批评说“虽然摹拟德国浪漫派风格惟妙惟肖,实际上是太多了花哨、孟浪和刻薄”,但我一看又喜欢得爱不释手。请原谅我无论如何也得抄上两段,与读者共享:

  多瑙河的两岸长满了葡萄,德意志的河川里住满了水妖,水妖中最妖媚的那一只,就住在多瑙河转弯处的雾堡。

  罗娜的芳名,传遍了南德山地,施瓦本的诗人,初尝到青春的惊喜。赫尔姆特收拾起诗囊,跨上瘦驴:“人妖必能沟通,以缪斯的名义!”

  不幸的是我恐怕不能再抄下去了(我是多么想让读者欣赏更多的段落!)。不过张宽说他这首《小罗累莱谣曲》“摹拟德国浪漫派风格惟妙惟肖”,算不算自夸呢?我年轻时倒是还读过几册海涅——他一向被当作浪漫派大师——的诗集,张宽的摹拟之作立刻让我想起海涅歌咏水妖罗累莱的诗句:

  天色晚,空气清冷,莱茵河静静地流;落日的余辉,照耀着山头。

  那最美丽的少女,坐在上边神采焕发,金黄的首饰闪铄,她梳理金黄的头发。

  就风格的摹拟而言,我觉得张宽上面的话不算自夸,或者说他的自夸不算过分。这足以证明他在德国文学方面真的下过功夫。

 

  张宽在四川出生并度过童年,在山东受完中学教育,“文革”中在贵州下乡,恢复高考后在上海读完大学和研究生(复旦大学),再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随后出国,先到德国马堡大学,再转西柏林自由大学,再到美国麻州大学,再转到斯坦福大学,期间又去德国图宾根大学一年。1994年张宽回国时,其学位是斯坦福大学的“待赠博士”——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并得到导师签字同意即可得到博士学位。张宽的这番手续最终完成于1999年,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从此“可以心安理得地被人称为Dr.Zhang”了。现在他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任教。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开列张宽的履历,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他经历之复杂十分欣赏,想想看,在三大洲学习、生活、工作过那么多地方,简直是浪子萍踪,难怪要以搞“比较文学”为业了。二是因为有人一度怀疑他是“假博士”,现在他在后记中逐一交代清楚,我想应该是不会再有什么疑问了。

  不过,读者千万不要被我将八卦进行到底的精神所误导,误以为张宽这本书专谈风花雪月,比如为女才子嫁人而做谣曲之类,其实张宽也是正经有学问有思想的。

 

  1993年张宽在《读书》杂志发表了《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从“东方主义”到“西方主义”》一文,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次年又发表了《再谈萨伊德》,后来又作了《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等演讲。尽管西方的所谓“后殖民批评”此前已经有学者在国内作过介绍,但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而张宽这些文章却适逢其会,使得“后殖民批评”在国内着实热闹了一阵。

  所谓“后殖民批评”,有时也被称作“第三世界批评”,主要是一批来自第三世界、现在又在西方高校教书的学者鼓捣起来的,萨伊德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些人在西方世界生活,用西文写作,在西方的刊物上发表见解,却声称要做“东方”(或第三世界)文化和权利的代言人。张宽认为这些人没有资格代表第三世界,“作为第三世界文化的经营者,他们缺乏合法的营业资格执照”,让人觉得他们有盗用名义之嫌。

  萨伊德主张,长期以来“东方”的概念一直被西方人扭曲,所以要清算,但是真正的东方究竟什么样子,他却又拒绝回答,他宣称“描绘一个真实的东方形象不是《东方主义》一书的任务,而且这也超出了他的兴趣非能力”。他甚至提出“东方不是东方”——这世界根本无所谓东方西方。

  张宽认为,“后殖民”(postcolonial)也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与其说我们处在一个后殖民的时代,还不如说我们处在一个新殖民的时代”,因为西方列强仍然在干着殖民时代的事情,只是采用了新的手段而已。他还认为,中国“五四”以来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反叛,很大程度上是移植欧洲启蒙话语的结果,而欧洲的启蒙话语中也包含着殖民话语,许多中国学者对此却缺乏警惕。

  话语权的争夺,似乎是上面这些争论的关键。张宽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作了报告之后,德国汉学家顾彬私下对他的发言全盘否定,理由是德国汉学家从来都是熟读孔孟圣贤之书的,与列强的殖民扩张没有任何关系,而张宽自己才是西化的。张宽悻悻然地表示:“结论只能是:德国汉学家代表中国文化传承,张宽代表西方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他把这篇文章的标题取作《后殖民批评的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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