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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真话:想说出来也不容易——《社会生物学》及其争议  

2008-09-29 15:07:11|  分类: 年年岁岁一床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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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9月25日《外滩画报》

年年岁岁一床书(5)

 

科学真话:想说出来也不容易——《社会生物学》及其争议

 

江晓原

 

 

  谈论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及其社会生物学的人,往往喜欢从1977年的那次“湿身事件”说起。当时他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年会,正准备演讲时,一个示威者冲上讲台,将一瓶冷水浇在他头上。这一温和的、旨在引起媒体关注的事件,被认为是近代美国历史上因为科学家表达自己的理念而遭到人身攻击的唯一事件。

  先前作为一个昆虫学家,威尔逊曾经以研究蚂蚁闻名,从十几岁喜欢上蚂蚁,最终成为世界上这方面屈指可数的权威。他的著作《蚂蚁的故事》前几年已经有了中译本(海南出版社,2003)。对这种社会性昆虫生活习性的深入研究,看来成为他此后社会生物学思想的重要基础——至少是重要基础之一。所谓“社会生物学”,威尔逊的定义是:“有关动物社会行为与复杂社会组成这两者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

  威尔逊1975年出版了他的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The NewSynthesis),从此就置身于各种争议的漩涡中。他甚至被认为是为某种种族主义理论辩护的,攻击他的人说这种理论曾经为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行径提供过基础。威尔逊本人当然拒不承认这种指控,他说他对意识形态一点也不感兴趣。

  威尔逊也有坚定的盟友和支持者。例如1976年出版了著名的《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 Gene)一书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自私的基因》好些年前就有科学出版社的中译本,要说在国内名声之大,似乎犹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之上。《自私的基因》问世之后也是毁誉参半,争议颇大。这两本书的作者都自信是说了真话。

 

  但是更令威尔逊恼火的是,他认为批判他的人采用了先歪曲他的思想然后进行批判的方式,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新版卷首的导言性质的“世纪之交的社会生物学”一文中,威尔逊说批判他的人是一些“最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古尔德(S.J. Gould)和勒沃汀(R. C.Lewontin)两人。他们指责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有两大“严重缺陷”:一是“还原论”,即认为最终可以将人类的行为还原到生物学中去理解;二是“遗传决定论”,即相信人类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的本性。威尔逊认为第一项就是歪曲他原意的,因为他从来没有主张过这样的“还原论”,他主张的是“相互作用论”——基因组决定了人类心理发育的方向,但无法消除文化的影响。

  至于第二项,威尔逊没有指责对手歪曲他的原意。不过他当然坚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古尔德等人之所以指责他,是因为他们相信“理想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而“只有心如白板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如果心灵来源于可遗传的人性,那太令人不快了”。在这些学者看来,承认人类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的本性,就会“保护统治阶级、优势性别和优秀种族的利益,从而阻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不过,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1999年的新版中,威尔逊满怀信心地宣告了他的学说的胜利。古尔德等人发起的那场对他的批判,在威尔逊笔下成为已经被大部分学者和公众遗忘的“一场喧哗”,到了1984年之后,“我没再听到过这类观点。……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这场争论已经平息”。威尔逊认为,由于有了确凿的证据,“人性的遗传框架似乎再也无法被驳倒”。

 

  说来有趣,《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是煌煌巨著,全书27章,英文版共575页,真正引起争议的其实就是全书最后的那一章:“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这一章在英文版中占据30页,在中译本中则仅占全书717页中的29页。威尔逊在他的自传(也有中译本,名《大自然的猎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中说,许多批评他的人认为,如果他不写这第27章,《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就将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威尔逊本人当然丝毫不后悔写了这一章。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其实在20多年前已经出版过一个中文的摘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这个摘译本虽然篇幅只及全书的大约十分之一,但包括了书中的主要观点。也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此后威尔逊已经另有7种著作出了中译本,相信与当年这本摘译的小册子有很大的关系。如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终于出版了中文全译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由于此书第27章问世以来备受争议,当然吸引了我首先去读这一章。此书由四位学者参与翻译,全书130余万字,完成这样一本巨著的翻译工作,当然是大大的学术功德,首先应该向译者表示敬意。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些白璧微瑕,顺便在这里提一下,例如517页,作者提到了《裸猿》一书(此书早有中译本),译文作“迪斯蒙德·摩里斯的《裸猿》”,但到了519页,作者引用《裸猿》时,译文却变成“毛利斯(Morris,1967a)”。又如521页,作者提到著名的美国性学家Kinsey的性社会调查,将Kinsey译成“金枝”,但通行的译名是“金赛”(偶有译作“金西”的);而到538页,又将另一个人Keith译成“金枝”,也明显不妥。

 

  对于一个并非昆虫学家或动物学家的读者来说,此书中的大量专业性细节尽管也非常有趣,但真要略过不读倒也不是不可以。此书中最重要的是威尔逊说出了可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真话——他是以科学的名义。认为人性与遗传基因有关,有可能被用来为某些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主张张目。

  站在纯粹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会认为科学研究没有禁区。如果科学研究没有禁区,那么陈述科学研究的结果当然也不应该有禁区,所以威尔逊当然有权陈述他的研究结论。而站在人文主义的(或者说是反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则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有禁区(或者说在不同时代应该有不同禁区),那么威尔逊的研究,如果真的在这个时代属于“政治不正确”,该不该被划入禁区呢?这可能要取决于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判断:提出“遗传决定论”是不是有利于人类的福祉?我猜想实际上许多人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不一定敢于像威尔逊和道金斯那样公开说出来。

  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结尾处,威尔逊引用了A.Camus一段闪烁其辞的陈述:

  在一个被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里,人们感到自己又是外来者、陌生者,由于他被剥夺了对失落家园的记忆或者对未来的希望,因此他的放逐将是无法消除的。

  威尔逊最后表示:“不幸的是,这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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