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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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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阅读史》之业余统计学  

2009-04-25 12:57:10|  分类: 二化斋图书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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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9年4月18日《新京报》

2009年4月20日《深圳商报》

 

《私人阅读史》之业余统计学

 

江晓原

 

 

  我读书时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嗜好,喜欢对书中某些材料进行简单统计。这种嗜好,其实和我学天体物理专业的理科训练没有多大关系,可能主要还是来自天性中某种喜欢秩序的倾向。我经常将这种嗜好戏称为“业余统计学”——因为这是“不专业”的。这种嗜好很容易满足,可以随时随地实施。这里不妨举一件往日琐事以见一斑。

  十几年前我还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有一天参加会议,一时百无聊赖,就从手边拾了一册《天文学报》,开始实施统计。当时我统计的数据,是这一期上所有文章从标注的“收稿日期”到发表的时间间隔。结果得到结论如下:一、从收到稿件到发表,平均需要等待一年;二、无论是国外作者,还是国内天文学界顶级大佬,稿件的等待时间都离上述平均值不太远,这表明这些人并未受到特殊待遇(至少在这一期上是如此)。

  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表明,有时即使是相当简单的数据统计,也能告诉我们一些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信息。

  《私人阅读史》出版后,反响颇大。书中列有每位作者开列的书单,成为一些读者关注的对象。在好奇心驱使下,我近日对全书34份书单做了一番“业余统计学”。下面是统计结果,以及我对这些结果的初步分析和从中得出的一些看法。

  先声明一点:这只是我“私人阅读”中的游戏,我丝毫无意于将它上升到“计量历史学”之类的高度上去。

 

  全书共34位作者,作者们被要求每人开列30种书。大多数作者都遵守了30之数,少数人偶有超出或不满30的。我们仍以平均每人30种书计算,如果所有人开列的书都无重复,则应该有30×34=1020种书,但事实上出现的书是598种(已经归并了我能够确认的同书异名情况),这样粗略而言,平均每种书只有2人开列。

  598种书中,有448种只有1人开列,占总数的75%;有79种只有2人开列,占总数的13%。也就是说,得到3人以上开列的书籍,只有71种(占总数的12%)。得到10人以上开列的书籍更只有4种,在总数中不足百分之一。

  这些数据至少表明,这34位作者对所读之书的选择是高度独立的。

  得到多人开列即“得票”最多的那些书籍,当然是引人注目的。下表是“得票”前5名的9种书籍(因有并列“得票”数之故):

 

书名

被开列数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14

顾准《顾准文集》

12

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2

奥威尔《一九八四》

11

傅雷《傅雷家书》

9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8

房龙《宽容》

8

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8

罗素《西方哲学史》

8

 

  上表中的这些书,当然都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受欢迎的,但其中并无出版社梦寐以求的“超级畅销书”——所有被开列的598种书籍中这样的“超级畅销书”也极其少见(《文化苦旅》只有3人开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34位作者的阅读品位。

 

  如果想从这9种书看出更多的信息,就需要对34位作者的情况进行统计了。

  这34位作者可分为四大类:学者、作家(包括诗人)、媒体从业人员、书业从业人员(包括出版人、独立书评人、书店经营者等)。当然,每个人的归类只是依据其主要从事的工作,未必个个精确恰当,但在此处34人群体而言,即使有个别人归类不甚准确,对总体结论基本上没有影响。

  另一个重要的参数是每位作者的出生年份。每位作者在书中都有小传,小传中大部分提供了出生年份,但有10位作者的小传中忽略了出生年份。对女性而言这当然是容易理解的,奇怪的是忽略出生年份的男性竟多于女性(男性6位,女性4位)。为了进行统计,我当然不得不了解每一位作者的出生年份,为此我在网上进行搜索,将每一位作者的出生年份都找了出来(有些需要简单的推算)——不过请放心,我绝不在本文中公布这些具体年份,今后也不公布——事实上,写完这篇文章后我就会忘记这些年份。

  下表是34位作者的统计结果:

 

出生年份

学者

作家

媒体

书业

1931

 

 

 

1

1934

 

 

 

1

1942

1

 

 

 

1945

1

 

 

 

1947

1

 

1

 

1949

 

1

 

 

1951

1

 

 

 

1952

1

 

 

 

1953

 

 

1

 

1954

5

 

 

 

1955

1

1

 

 

1956

 

 

2

 

1957

1

2

1

 

1958

1

 

 

 

1959

 

 

 

1

1960

1

 

 

1

1961

 

 

1

 

1962

1

 

 

 

1966

1

 

 

 

1968

 

 

2

 

1970

1

 

1

 

各类人数

17

4

9

4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在出生年份上,1954~1957这4年是高峰,集中了34位作者中的13位,占到38%之多。从这个数字可以推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在现今学界及媒体,可以算是优秀群体中的主力。这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形也相当符合。

  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这一代学人,通常在文革后进入大学,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大致是他们的求学时期——在国内,从本科念到博士毕业,标准时间恰好是10年。在这10年中,“思想解放”可以说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这一代学人在学校中所接受的最深刻的启蒙和激励。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第一个表中9种书籍的名单,就会发现这9种书籍中,至少6种有着明锐的“思想解放”的锋芒!另外的三种,《万历十五年》、《百年孤独》和《西方哲学史》,间接有助于思想解放也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这9种书得到最多的开列?我想主要就是因为,这些书当年曾经给开列它们的作者造成过思想上的震撼,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上面的第二个表可见,34位作者中学者占了17位,恰好50%;媒体人员次之,9人;另两类合计仅8人。由此可以引发另一个问题:这34位作者是根据什么原则选出来的?他们有什么代表性呢?

  这个问题,我没有和本书主编沟通过,无从知道他的遴选原则。不过从这34位作者整体来看,至少有两个特点:

  第一、这些作者都可以称为学人,其中即使被我归入作家、媒体、书业的人士,也都是富有学者气质的。第二、这些作者大都拥有较强的大众阅读文本写作能力,所以经常在大众媒体上露面。

  上面这两点,综合起来,其实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这34位作者中一定会有人不喜欢自己被加上这个头衔。不过在事实上,这些作者确实大致可以算作中国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一个具体的证据是:这些作者不仅被不少媒体和公众所知,他们相互之间也往往早就相识相熟,至少也是相互知道对方。在当代,一般只有经常在媒体露面的人群才会有这个特征。

  选择这样一群人,将他们的30年“私人阅读史”曝光给公众,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公众。他们的书单,固然反映了他们个人这30年的心路历程,但他们的阅读和写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的阅读和精神生活。这种效应至少在30年中的第二个10年已经开始,而在第三个10年就更为明显了。

  所以,这本《私人阅读史》,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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