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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日志

 
 

科学文化人:自发兴趣和意外使命  

2009-05-26 18:15:41|  分类: 年年岁岁一床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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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8卷1期(2009)

 

科学文化人:自发兴趣和意外使命

 

□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  ■ 刘兵(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文化研究(专题)

  编者按:最近几年,国内学界一些从事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学者们发起了一场别具特色的科学文化新启蒙运动,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诸如“科学是什么”等老问题,通过一种否思性的方法,挖掘科学长期被遮蔽的另一面,期望通过这种努力,复原科学的本来面目。这种研究进路与目前国际上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具有很大的共时性,基于本土性的特殊文化与制度架构,这种研究对于我们全面理解科学以及作为建制的运行就具有了巨大的镜像意义。本着这样的理念,特意邀请了国内科学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共同就这个话题,畅谈科学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缘起、发展以及它的理论旨趣所在。

  科学文化运动的两位倡导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江晓原教授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刘兵教授在《科学文化人:自发兴趣和意外使命》一文中,以对话的形式,回顾了中国科学文化研究的缘起与发展,并特别探讨了由科学文化研究引发的“意外使命”以及新出现的“NGO学者”等现象在未来中国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蒋劲松副教授在《〈火蝴蝶文丛〉印象记》一文中,通过对集中体现科学文化人的理论旨趣的《火蝴蝶文丛》(科学出版社,2007),进行了一番另类解读,生动地勾勒出六位科学文化人风格各异的鲜为人知的工作、学习与思考。

  中南大学哲学系李侠教授在《科学冲突视角下的承认与蔑视》一文中,系统地探讨了在科学界长期被忽视的内在冲突的原因与机制问题,指出正是承认与蔑视机制的扭曲,导致科学界的冲突正在由隐性向显性转变。

  希望通过这组文章的编发,能够让更多读者了解并关注中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现象:科学文化研究。

  专题组稿工作得到中南大学哲学系李侠教授的真诚协助,在此谨致谢意。

 

  摘 要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科学文化人”群体,并持续进行着活跃的学术活动,这在国内引起了相当的关注。本文讨论了这一现象的深层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科学主义、学术市场化、“NGO学者”等问题。

  关键词 科学文化人;科学主义;市场化;NGO

 

 

  □ 刘兵兄,你我都是学物理出身的人,正如华杰所说,我们的“缺省配置”都是科学主义。后来大家纷纷“升级”,就告别了科学主义。在我们这群朋友中,你被认为是“升级”最早的人之一,而我是较晚才“升级”的。不过我在“升级”之后,回顾这番心路历程,倒是非常喜悦的。

  你在《面对可能的世界——科学的多元文化》的自序中说:“一个学者,在其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思想认识应该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一成不变,没有改进,那应该是没有出息的表现。”这段话我当然是极赞成的,不过它和中国古代的某些学术理念却是格格不入。古代中国人往往强调学者持某一种学说应该坚定不移,而“其法屡变”则成为被攻击的口实——似乎当一个学者所持的立场、观点或学说一变化,他就成为不可信任的了。我不敢说这种理念在今天的中国学者中已经毫无影响了。

  你所说的思想认识的变化,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告别科学主义立场,接受人文主义立场和多元理念,用“升级”来描述是相当好的。这和有些赞成学者改变思想认识的人常用的“与时俱进”、“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等等表达相比,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我更喜欢借用物理学中的概念来比喻:比如,当牛顿理论“升级”为爱因斯坦理论时,有人会说是后者“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其实牛顿的时空只是在更为宽阔的爱因斯坦理论中退化为一个特例而已。借用这个比喻,当一个学者告别科学主义立场时,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要“否定”科学、“反对”科学,而只是表明,他此后将会把科学置入一个更为宽阔的背景框架中去考察和认识而已。

 

  ■ 我想,大致是可以这样说的。我所说的学者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的思想认识的变化,也不妨用“升级”来形容。当然,“升级”这样的说法,似乎更给了这种变化以一种积极的褒意。

  其实,不仅仅是学者,就算是一般人,也仍然有思想认识变化的问题。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也应该有这样的意思,或可以这样的解释吧。如果不是在思想认识上的“升级”,那要学到老,就只能是在知识记忆上的数量增加了。但这种单纯的知识记忆的增加,已经为不少人所批评,因为那些本可以在各种资料工具书等查到的东西,何必一定要下死功夫去背?倒不如把时间用于观念的变革上。当然,在初期阶段,必要的记忆也还是必要的,但人毕竟不能总在初级阶段吧。尤其是学者在从事研究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否则,如果只是终身坚持某一种学说、观点和立场,那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又在哪里呢?

  你上面用物理学中的牛顿理论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升级”来比喻,也有一定道理,而在科学史中,那又被称为“科学革命”。虽然对于科学中何为“革命”人们尚有诸多在判据上的争议,但粗略地讲,将“革命”理解为一种剧变,也还是大致可以接受的。讲科学理论的发展是如此,那么,讲个人的思想认识也是如此。在你举的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如果一个学习物理学的研究者,在学习和掌握了牛顿的理论之后,便开始“坚持”和“固守”牛顿理论而拒绝再学习相对论,拒绝“升级”,那在相对论出现之后的时代,恐怕他连继续从事物理研究的资格都不再具备。

  不过,上面说的,还都是科学中的例子。仍然是作为一个学习者和研究者,但不是在科学的领域中,而是在跨学科(比如像科学史或科学哲学——当然,这些学问现在也已成了自主的学科,但在与传统中纯粹科学或人文学科相比,仍然有跨学科的意味)中,你是不是觉得从科学主义向非科学主义的“升级”还有另外的意味呢?

 

  □ 我不知道你说的“另外的意味”是指什么,但是我给我们这次对谈所起的标题中,“自发兴趣和意外使命”或许和你想到的事情有关。

  我们这群学者,基本上都是学理工科出身——学物理的占最大多数,此外还有学地质的、学生物的等等——但后来工作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领域。这些领域基本上都处在科学与人文的交界处。这里根子还在个人兴趣上——我们所读的研究生专业,毕竟都是自己选择的,而主要是因为研究生阶段的专业选择,使我们不约而同走上了今天的工作道路。

  因为工作需要,我们会比较多地思考有关问题,比较早地接触有关学说。因此在思想上发生从科学主义“缺省配置”的“升级”,用你的话来说,只要还稍微有点出息,就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这里也许有着相当程度“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因素。

  所以对我们来说,“升级”归根结底是源于我们的自发兴趣。

  但是既已“升级”,立场转变,眼界开阔之后,却发现了某种“意外使命”。何谓“意外使命”?这里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我从小就不是那种胸怀大志之人,做事往往听从内心召唤,甚至率性而为,这样的人通常很少会有庄严神圣的使命感。作为一个学天体物理专业出身的人,科学主义在我身上很长时间是坚如磐石的,只不过因为我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较深,而且一向主张宽容和多元,所以“升级”起来倒是没有多少困难。但是“升级”之后,我觉得既然身边在思想上科学主义坚如磐石的人仍然如此之多,我们难道不应该将我们的“升级”心得与他们分享吗?这样一来就意外地产生了某种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当然也可能只是自作多情,但是从近年来我们这些朋友在学术文本和大众媒体上的表现程度来推测,我们的社会是有这方面需求的。

 

  ■ 我本来想说的,恰恰就是在一个学科学出身的人转向文科,或者转向像科学史或科学哲学这种虽然仍然以科学为对象,但却要以人文视角进行研究的领域后,应该如何“升级”的问题。诚如你所说,我们过去受的教育是科学主义的,相应的,我们也曾是很典型的科学主义导向的,而现在我们身边“在思想上科学主义坚如磐石的人仍然如此之多”。但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另一个现象,即在以科学为对象而且本应以人文视角和立场来进行研究的领域中,也仍然有如此众多的科学主义者。因而,有时我会想,在这样的领域中工作,如果没有能够成功地实现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升级”,那也许只是标志着此研究者还没有真正跨进人文研究的大门呢。

  当然,在像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些学科发展的早期,学科建制尚不成熟,学科自身的自主性不强,独特的学术标准和评价标准也还未充分建立,而研究者,又多是从科学领域中转来,或是一些科学家在年老时发挥“余热”和满足“兴趣”才“业余”地从事研究,甚至更有极端者,则是一些在科学领域中并不成功或因此而灰心的人,才转向这里,认为这里的研究会相对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还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这些学科今天的发展形势下,已经越过了学科发展初期的阶段,从国际上看,在这些学科后备人才的培养中,也是非常专业化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曾一度落后),而且这种专业化的教育,又从一开始就贯穿了人文的立场。在这样的形式下,在这些领域中的专业研究者们,如果仍然没有摆脱科学主义的束缚,那恐怕就很有些说不过去了。

 

  □ 不过,你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稍微有点持论过苛?我觉得从文化多元的基本立场出发,没有“升级”甚至拒绝“升级”的人,也可以成为研究中的一元。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了另外一方面。经常有人向我感叹:你和刘兵亲密合作了那么多年,真不容易啊!真难得啊!我们的合作当然没有什么“不容易”,但确实相当“难得”。我觉得还是田松说得好:我们这些朋友“是由衷地相互欣赏着的”。在这些愉快合作和相互欣赏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猜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应该就是:我们都是学自然科学出身,又都到了这一组相关领域栖身、工作,又都先后自发完成了告别科学主义的“升级”。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就是用来描述这种情景的吗?

当然,我上面说的仅仅是原因之一。应该还有别的原因。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相处,自古就有名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些朋友不是这样。田松所谓“由衷地相互欣赏着的”,恰恰是与中国自古而然的文人陋习相反的。

  完成了告别科学主义的“升级”,就意味着接受了多元的价值体系;而接受了多元的价值体系,就意味着更能够容忍不同意见和不同风格。这也许就是“由衷地相互欣赏着”的思想基础吧?

 

  ■ 你说的也有道理。其实,从原则上接受一种立场,和在时时处处自觉不自觉地贯彻某种立场,有时候还是会有些差别的。从原则上讲,从多元文化的基本立场出发,那些科学主义者们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元。但多元文化的立场,只是意味着在原则上可以接受多元,与此同时,自己在具体问题上究竟倾向于其中的哪一元,那还是会有倾向和偏爱的。比如说,在培养学生时,自己指导的学生,一般来说,恐怕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与自己所倾向的那一元相一致吧。

  这里可能就涉及到另外一些问题。其一,即在这种原则上的多元立场,与具体问题上个人所持的具体某一元立场之间的张力。其二,我不知你想到过没有,仍然是在最原初的原则上坚持多元并存的立场的前提下,对于持与自己之倾向不同元的立场的不同的人,我们的态度还是会有所差别的,至少,在情感接受的意义上,也还会是能有一些鲜明的区分的。或者,用“由衷地相互欣赏着的”那句话,似乎还是会有一些限定,也就是说,不会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尽管这仍然可以是在坚持多元文化的前提之下。在这背后的原因,你认为又是什么呢?

 

  □ 你还记得有一阵我们在《文景》杂志上开专栏对谈“学术品味”吗?我认为这可能涉及你上面所说的原因——我们这些朋友有着相似或相近的“学术品味”,其实也就是俗话说的“气味相投”。这应该“由衷地相互欣赏着”的第二个基础吧。

  要说具体的学术兴趣,其实我们这些朋友相互之间差异很大。比如华杰热衷于博物学传统的事情,喜欢花花草草;田松对发展、环保等问题都抱有激进而悲观的态度;劲松思路刁钻,总喜欢对人人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发难;李侠则对科技政策之类的事情兴趣浓厚;你在一个反科学主义的相当宽阔的正面平行推进;我则在近年迷恋上了科幻作品,同时也经常在一些别的领域旁骛。

  按常理言之,这些个人兴趣相互之间差异之大,甚至到了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步。那么,让我们“由衷地相互欣赏着”的纽带是什么呢?我想还是告别科学主义的“升级”。也许,所谓相似或相近的“学术品味”,其灵魂仍然是告别科学主义的“升级”?或者说,具体兴趣虽然各异,“学术品味”却是相同?

  但是,你上面的问题似乎表明,我上面的解释还是不够的。确实,“不会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尽管这仍然可以是在坚持多元文化的前提之下”。那我看只能用“偶然性”来解释了:

  和我们一样完成了“升级”的肯定还有人在,只是大家没有遇到,或者没有机会发展成为好友,而我们这些人恰好遇到了,而且成了好友,此其一。在我们这些已经成为好友的人中,恰好又都人品很好,大家不搞争名夺利钩心斗角,所以能够多年“由衷地相互欣赏着”,此其二也。如果这样来解释,那倒真是很“难得”了。

 

  ■ 你这里可以说是谈到了“科学文化人”这个群体之所以会形成和保持的部分原因。至于在说到更大的范围——我是指以科学为对象进行人文研究的更大的学者群体,或者也许还可以更一般性地扩大到人文学者的群体(这时姑且先把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排除在外),那就像你所说的,“偶然性”显然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其实,我所想说的,还不只是仅指一个小群体间的合作或联合,而是指在更宽泛的“无形学院”意义上的学者之间的承认。甚至于,我所想到的,是在追求形式化的体制承认,也就是所谓官方承认,和在有一些官方体制之外的社会承认之间的差异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会看到,以这种方式,又可以大致地分出两类学者。追求官方承认的那些学者,其工作和成绩主要反映在像拿到各种基金、项目,课题很多,获得各种不同级别的官方奖励,在官方认可以核心刊物或CSSCI刊物上发表文章,甚至以为政府制订政策服务而做了相应的应用性研究等。而更获得了社会性学术承认的那些学者,则主要体现在一些非官方性的刊物和出版物中的表现,在社会上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当然,也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极端中居于中间或者说是混合状态。其实,这种学者群体的分化现象,在近些年中有着明显的发展。

  这里,当然肯定还是涉及到学术品味问题。不过更具体地讲,这种差异背后的根源,我也是还没有想得很清楚。

 

  □ 你上面所说的两类学者,确实也是我们不时谈到的话题。你说的后一种学者,经常被你戏称为“NGO学者”,这里我们不妨就借用这个名称。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高纯度的“NGO学者”还是相当少数的。如果从定义上说,当一个“NGO学者”纯度达到100%时,他或许就将不再是学者。所以可以说,所有的“NGO学者”实际上都是处于混合状态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岁月中,中国很长时间根本没有“NGO学者”的生存空间,也就根本没有“NGO学者”。“NGO学者”的生存空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更具体地说,主要是市场化带来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政府已经不再是学术产品的唯一买家。学术产品有了民间的买家或消费者,就给“NGO学者”提供了生存空间。这种生存空间,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收入上(比如自由撰稿人能够依靠稿费生活),它还表现在社会对其文化价值的承认上。这样,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就都有了。

  当我们引入“NGO学者”这个视角之后,让我们将目光重新回到所谓的“科学文化人”群体,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人几乎都是不同程度的“NGO学者”。当然,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大学或出版社、报社等国营单位供职,不可能100%“NGO化”,但是他们确实有一些自己的“NGO生存空间”,比如较强的大众文本写作能力、较广泛的社会影响、较多地受到媒体的欢迎和关注等等。

 

  ■ 我们这里所说的“NGO学者”,在中国现有的体制内,又有着其特殊的意义。其实综观国际学界的状况,即使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学术体制现代化也带来了与我们这里很有些类似的问题,例如能申请到经费成为学术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基础等。这些问题,也曾受到一些非议。我们这里的许多规则,其实也是向国外学习引进过来的,只不过有时没有学好,把有问题的方面扩大了来学习和引进,一些好的地方,反而是视而不见没有引进。比如说,像把理工科,特别是工科的思维模式照搬过来管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这样,在我们这里所分类的文科中,特别那些人文学科中,就带来了许许多多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发展的问题。此外,我们这里又没有像国外那种终身教授的规范化设置,在这里,即使你评上了教授,仍然不断地受到在像基金项目经费申请以及那种形式化的“学术论文”发表等方面的考核压力。而这些压力,又是以那种官方体制化的标准来要求的。但在像美国等国家,当一个人文学科的学者当上终身教授之后,如果不是更多地追求经济收入等,则是完全有可能以更超脱的心态从事更纯粹的学术研究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问题之外,我们这里与发达国家的另一个差别,是在基金设立上。我们这里,主要的基金资助者,都是官方的机构,而国外,则有形形色色的基金会(包括大量的私人基金会)存在。在我们这里官方基金机构那里,就文科来说,能够被资助的附加(或隐形附加)条件,包括意识形态导向方面的限制,也包括利用基金资助而做更多本应是政府各部门自己应做的事。这就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要生存,就必须争取项目经费,而一旦获得了那种主要来源于官方的经费资助,为完成项目,就又必须要以相当非学术的方式来从事项目的“研究”。因而,这样的经费资助体制,本身就是不利于学术健康发展的,甚至于对学术的健康发展有着相当大的破坏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在我们这里,那些“NGO学者”的出现,如果从上面谈论的角度来看,恰恰可以说是对于这种体制的某种平衡。

 

  □ 你认为“NGO学者”的出现可以形成平衡力量,这很有道理。

  其实说到这里我们又要涉及“学术品味”了,简单地说,体制内如今盛行的“量化考核”,总的来说是败坏“学术品味”的,它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学者的欢迎。体制内的学者迫于无奈,只能忍受它;“NGO学者”虽然有了一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也不敢完全无视它的存在,妥协和让步也是经常发生的。

  所以在目前阶段,“NGO学者”所能提供的平衡,主要只能表现为在体制外的“立”,而不是在体制内的“破”——体制暂时还是牢不可破的。但是“NGO学者”在体制外工作得越是有声有色,他们所产生的平衡作用就越是大。展望未来,越来越多的“NGO学者”不断开拓不断发展,那光景还是很值得我们向往的。

  一个令人欣喜的迹象是:“科学文化人”群体的“NGO学术”,已经开始逐渐得到某些体制内的承认。这种承认本来是意料之外的,因为“科学文化人”的“NGO学术”并非以得到体制承认为宗旨(当然他们也无意于和体制作对)。现在看来,在思想文化方面,那些在体制外进行的心平气和兼容并包同时又独具特色的建设和积累,是有可能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同时受到欢迎的。

  这一迹象目前虽然尚属微弱,但我认为它的意义是深远的。

 

   ■ 正是如此!在现实中,绝对的理想总是不存在的,学术界也是一样,在最好的情况下,恐怕也只能是为学术自身的目标而达成的某种妥协。这样的妥协,有别于对于体制的一味屈从和迎合,更有别于那种比体制化还要更体制化、“城中好高髻,四方且一尺”式的极端追求。

  当然,即使是为了达到某种平衡或者妥协,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学者们的实力。因为在体制之外,那种社会的或市场的标准,在学术的意义上,只能是一种更高的要求,在这里,依靠关系或其他非学术的手段显然是丝毫无济于事的。这里存在着颇有些像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严酷的市场选择和淘汰机制。当然,在这样的发展中,也有着多元化的要求。

  多元化并不能成为贬低学术标准的借口,在这里所需要的,恰恰是有学术实力的多元化。对这一点,许多人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比如有的学者居然以自己写了书没有地方出版为荣,而以出版了畅销书为耻。其实真实优秀的学术著作,始终是有机会出版的。许多人因为自己没有进入市场,对此缺乏真切的认识。

   有了你所说的尚属微弱的开端迹象,就是一种进步。当然,这一发展是否可以持续下去,就要看后继者们的努力了。我们培养学生,不也正是为了这种发展的持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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