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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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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的人文情怀——费曼其人其书…  

2009-06-03 10:00:00|  分类: 南辕北辙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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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2期

南辕北辙(7)

 

物理学家的人文情怀——费曼其人其书

 

□ 江晓原  ■ 刘 兵

 

 

  □ 记得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念到大学三年级时,因为是天体物理专业,开始上所谓“四大力学”课程(理论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记得那时校园里流行着几种美国的物理学教材,其中就有《费曼物理学讲义》(The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那时对费曼其人了解甚少,对物理学的理解,也经常只是沉溺在无穷无尽的习题中而已。

  《费曼物理学讲义》对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重要成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作了系统介绍,书中还反映了费恩曼和其他在前沿工作的物理学家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处理方法。因为书中对基本概念、定理和定律的讲解,特别注重从物理上作出深刻叙述,而且全书系根据课堂讲授的录音整理编辑(据说费曼讲课通常只带一张纸),保留了费恩曼讲课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独特风格,所以很受欢迎。

  但是费曼作为一个“科学明星”,进入中国各大学物理系师生之外的公众视野,基本上还是近几年的事情。这时费曼更让我们关注的,早已不仅仅是他的物理学了。

 

  ■  与你类似,我也是在上大学学物理时,曾自己购买了当年影印版的三大卷原文的《费曼物理学讲义》,这在当时也算是一大笔开销呢。尽管没有全部通读,毕竟也对读过的某些部分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当时在我学习超导物理学时,费曼对于弱连接超导体的约瑟夫森效应的一个简化明了的独特证明,就让人记忆至今。而且,那个本是在一本面向大学生讲普通物理的课堂讲授中对一个专业问题的证明,后来竟成为许多超导专著所常用的内容,这也显示出费曼的与众不同。

  当然,后来了解到作为一个“科学明星”的费曼,先是在国外作访问学者时,看到那本后来被译为《别闹了,费曼先生》(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后出的另一个版本中,又被译为《别逗了,费曼先生》)的那本原著。然后就要到21世纪了,他的两本同样是很特殊的传记(由别人记录他的言行、故事)中译本的出版,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实,在此之前,早在1989年,科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别闹了,费曼先生》的第一个中译本,当时用的书名是《爱开玩笑的科学家——费曼》。可惜,像当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许多书一样,那本书的影响似乎并不大。

 

  □ 关于费曼的物理学成就和造诣,各方早有公论,也不是我们近年所关心的重点。当费曼以一个“科学明星”进入中国公众的事业中时,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他的思想——其中当然包括他对科学的看法。另外,当他成为公众人物后,也不可避免地被要求扮演某种类似“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对物理学之外的各种问题发表意见。

  例如,在《这个不科学的年代!》一书中,收有费曼的三次演讲,其中颇多他对科学本质的思考和对其它社会问题的看法,并且相当程度地保留着演讲现场的语言痕迹,读来非常有趣。在第二场演讲中,费曼讲到科学在应用时的局限,虽然用的是非常浅显的大白话,所言之理却很深刻。费曼说,“我该不该这样做?”,这永远是人类面对的大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科学无法帮助你解决。他分析说,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如果我这样做了会发生什么后果”,第二部分是“我希望这些后果发生吗?”。第一部分科学有可能帮助你,但是第二部分科学无法帮助你。所以费曼的结论是:科学无法替道德问题——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价值问题——做决定。

  比方说,科学可以告诉你,爆炸一颗原子弹会杀死许多人;但是要不要杀死这些人呢?科学却无法帮助你做决定。其实类似的思想,早年我在读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时就接触过。不过赖欣巴赫并不是谈论科学的局限,而是鼓吹一种“科学的”哲学,这种哲学试图帮助你分析各种行动的后果,但是最终要不要采取某个行动(即你要不要某个后果),则不是他能够帮助你解决的。

 

  ■ 如果从费曼作为“科学明星”来说,那他确实很有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味道。他甚至曾参与对航天飞机失事原因的调查,以及像对中小学教科书的审查工作等,这都颇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特色。但尽管如此,我却还是觉得,与更为标准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相比,也许他的“个人化”特色要比其“公共”特色更为突出。

  但即使在这种可以用非常个人化、个性化来描述的特色中,费曼又可以说是科学家中非常突出的。这也许在他的那两本特殊的“传记”(即《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和《别闹了,费曼先生》)中,就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而在国内最新出版的《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一书中,他的那种与众不同的个性,通过更为真实的费曼个人通信,又可以让人们有进一步的认识。应该可以想象,他在写这些信时是不准备发表的,从而应该比为了发表的目的而向别人讲自己要更可信。至少,在我的记忆中,像他几次力辞不当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倒可与我们这里的科学家们打破脑袋争当院士(甚至不惜运用不正当手段)形成绝对鲜明的反差,像他与人打赌在若干年内不做行政管理工作,像他拒绝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像他拒绝《今日物理》向他免费寄赠杂志,等等,等等,可举的例子实在是不少呢。

 

  □ 那倒真是如此。昔王尔德有名言曰:“除了诱惑,我什么都能抗拒”,免费寄赠杂志这种小诱惑我都很难抗拒(估计你也差不多吧?),更大的诱惑恐怕就更难抗拒了。

  你上面说的这些费曼的逸事,都表明他属于特立独行之人。人生在世,真要想做到特立独行,其实殊非易事。自身既要有特立独行的资本,外部又要有特立独行的条件。费曼恰恰这两项都具备,所以才能不时安然上演特立独行的喜剧。一方面,他是物理学天才,有成就有地位,特立独行就容易得到周围人们的宽容;另一方面,在美国,可能人们对生活中那些特立独行的人本来就相当宽容。

  不过,费曼也有他认真工作小心谨慎的一面,不是一直那么游戏人间的——这似乎是他成名以后才给人的强烈印象吧。在《费曼手札》中有一封费曼21岁那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念研究生时写给他母亲叙家常的信,有一段说:“昨天晚上,惠勒教授忽然有事离开学校,我只好替他上今天力学的课。我昨夜花了一整晚的时间,准备今天的课程。”惠勒是费曼的指导教授。你看,第一次给老师代课,费曼还是非常认真准备的,这和后来关于他“上课只带一张纸”的传说很不相同。

 

  ■ 确实如此。在《费曼手札》中还有另一个例子给我以很深刻的印象,即他对“民科”们和一些还不一定算得上是“民科”而只是热爱科学的中小学生给他的来信的回复。我想,我们恐怕或多或少地都收到过不少类似的“民科”来信甚至还会遇到他们登门拜访。而我们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虽然我们现在在理论研究和相关的理论认识上(以及在部分实践上)对“民科”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的歧视,但我们毕竟很少像费曼那样能够一封封地回复他们的来信,回答他们的问题。当然,他们对费曼的回答的反应也和我们预期的大致差不多。我们也还可以用人数多少以及工作忙否或其他更多的理由为我们的不理睬做出解释,不过,这里更重要的,似乎还是一个认真的态度,甚至某种在类似社会责任那种意义上的为人方式吧。

  当然,相比起在以往的传记中谈及的费曼更为传奇、更为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这些费曼认真的地方似乎不那么突出,人们似乎总是更加关注与众不同的东西,但我们同样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那些认真(甚至比其他人更加认真)的工作,费曼也不大可能成为那样一个成功的物理学家。也许他与其他成功的物理学家的主要不同之处,是他在某种有共性的努力而带来的成功(当然这种共性的努力不是全部,而重要因素之一)的过程中、以及在成功之后,仍然乐于并且敢于保持着他在为人处事上与众不同的个性化的方面。

  再回应一下你刚说过的一个人可以特立独行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问题。就此,我还可以举另一例子:我以前曾与人说过,其实,苏联著名物理朗道与费曼在为人处事的个性上以及工作方式上似乎颇有相似之处的,只是恰恰由于外部条件的约束,才使得朗道没有能够象费曼那样自如,那样更可以自由发挥其个性。你说是不是?

 

  □ 关于朗道的一些故事,也是我非常喜欢提起的。他们两人确实有相当类似的地方。要是朗道生在美国,不知他会不会上演费曼那样的故事。

  关于费曼的“闹”,也是非常有趣的。中国人通常认为一个学者应该是沉静稳重道貌岸然的,学者而“闹”,成何体统?这当然和费曼本人飞扬跳脱的性格有关,也是他思想活跃童心不老的直接表现。《别闹了,费曼先生》这个书名耐人寻味——到底是欣赏他的“闹”呢还是也觉得他“闹”得有些过分了?

  不过在讨论费曼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很感兴趣的,那就是:费曼是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我们知道,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可以不是科学主义者,而一个不懂科学的人也可以成为科学主义者。我们周围的科学主义者,则更多的是对科学有些了解(或一知半解)却又自以为“科学素养”高于天下的人。

  费曼作为一个成功的物理学家,当然知道科学的局限,这在他那本《这个不科学的年代!》中表现得很清楚。从他那几次演讲来看,他当然认为科学非常好,但是他承认即使是科学知识本身也不是绝对精确的;他还承认人世间有许多根本性的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这样他就避免了将科学知识凌驾于其它知识体系之上——而这正是许多科学主义者最爱做的一件事情(我本人多年前也曾经赞成这样做)。

  所以在我看来,费曼如果要算一个科学主义者的话,至少也是非常宽容开明的那种。对此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 我倾向于相信,如果朗道生在费曼时代的美国,那肯定会是另一个出色的“费曼”。不过,他在当时的俄国能够做到那个份儿上,应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关于费曼的“闹”,我觉得,这已经是附加上了中国人的理解了。因为他那本传记的原书名,如果直译,应该是“费曼先生,我肯定你是在开玩笑”。而在中译本中,则译成了《别闹了,费曼先生》,而在更新的一个中译本(湖南科技社)中,又改成《别逗了,费曼先生》。如果按照美国人的思维,那原书名强调的是费曼的所作所为,让人难很相信他是在当真地做他的事说他的话,同时又有一种对于幽默感的欣赏;而第一个中译本的书名,用“闹”字,所强调的东西与原书书名就有些差距了,似乎更有一种认为费曼有些“胡闹”的意味(胡闹与开玩笑可是很一不样的);而第二个中译本的书名,倒似乎有些接受原书名的意思。但为什么不直接用原书名的直译呢?在这其中,或许还反映出了在我们与美国的出版者和读者(即是出版者想像中的读者又是现实中的读者)心目中,是如何理解科学家应该是怎样的人、应该怎样行事,以及如果要与众不同地行事并引人注意的话,底线又应该在哪里的差别。

  关于费曼是否科学主义者的问题,要确切地讲,也许还需要认真地、更多地读读费曼的著作,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大致可以算是一个温和的科学主义者吧。因为确实他正反两方面的言行皆有。除了你说的那些表明其并不过于夸大科学知识的地位的说法之外,他确实又有像对于哲学的轻视等等。

  说到这里,再联系到我们前面提到的朗道,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在我们这里会不会有出现像费曼这样的科学家的可能性呢?

 

  □ 我想这种可能性至少目前还是非常小的。

  首先,科学家要达到费曼这样的科学成就就很难。这又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中,不鼓励创新,还极力扼杀孩子们的想像力;二是科研环境长期不理想,先前是知识分子受打击。缺乏经费之类,现在这两个问题缓解了,却又落入“量化考核”的重轭之下,不让人安安静静做学问了。

  其次,文化中的传统因素一直在起着作用。一个类似费曼这样特立独行童心不老的人,喜欢“闹”,喜欢“逗”,通常会被周围的人视为异类。一个这样的人,他的成长之路一定荆棘遍地,很难“成角”、“成腕”。想想我们以前谈论过的束星北吧,他应该可以算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了,能力和天分也都不弱,但在国内长期郁郁不得志,人格还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

  当然,我们社会毕竟还是在进步,也许若干年后,费曼或朗道这样的人物,能够在中国出现,也未可知。

  我想你提到这个问题,当然不会是为了预测或算命吧?你背后进一步的想法是什么呢?

 

  ■ 你的分析很对。我提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为了什么预测,而且也知道这种可能性很小,只是想听你谈谈这种可能性小的原因。因为造成这种可能性的环境,实际上是一种不理想的、有问题的环境。你刚举的束星北的例子也很说明问题。往小里说,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有问题;往大里说,则是我们的文化中有些不适于特殊人才成长的因素。所以说,虽然现在我们天天讲创新,而实际上,我们的教育与文化环境,却是非常不利于像费曼这种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成长的。

  说到这里,我还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有人问过我许多次,而我似乎也一直没有想到真正有力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费曼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传记),在像美国这样的地方,都是很畅销的书,而到了我们这里,情况却很不一样,他的书远没有达到那么畅销的程度。你说,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 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表现在有关费曼的书上。事实上,欧美许多畅销的科学文化书籍(其中有些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科普作品)引进中国之后,在销售上都不很成功。甚至某些著名的科学文化杂志,引进中国后也有类似的命运。

  对于这一现象,以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认为这是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还不够高之故。这种解释当然暗含了这样的判断,即“科学素养”较高的人群会更有兴趣阅读《别闹了,费曼先生》、《费曼手札》这样的书。我认为这种判断可能忽视了“国情”的不同,因而用来解释中国的上述现象未必合适。

  “国情”当然是一个很老套的解释,但我在这里有更具体的考虑。我的基本想法是:不同的人群,他们关心的问题也很不相同,对不同书籍的阅读兴趣,很大程度上与此事有关。许多出国生活过足够长时间的人都知道,美国——比如说吧——公众所关心的事情,通常和中国公众所关心的事情大不相同。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别闹了,费曼先生》这样的书在美国畅销而在中国不那么畅销。

  对上述解释我还可以提出另一个旁证。在中国,类似《别闹了,费曼先生》这样的科学文化书籍,在不同人群中的受欢迎程度也是大不相同的。这些书籍的中译本出版之后,往往有“叫好不叫座”的现象——学者的评价很好,他们还会在报刊杂志上写文章称赞这些书;但在实际销售中,原先所设计的“目标读者群”(多半是比照美国情形而来的,比如大学生或中学生)却并不踊跃购买。据说有些学术界评价颇高的科学文化书籍的中译本,许多购买者却是“民科”。当然,我们不反对民科——在《我们的科学文化》中,他们已经来到阳光下了,但他们不是出版者原先所设计的“目标读者群”。

  其实这也许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一个在大众媒体上经常露面的“科学明星”,关于他的书籍好卖,有什么奇怪的呢?在中国,易中天和于丹的书不是也曾经很好卖吗?但是在中国,迄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R. P.费曼、卡尔·萨根这样的人物。

说到这里我有一个大胆建议:有胆略的中国出版家,是不是可以考虑与电视等媒体联手,在中国推出一两个类似R. P.费曼、卡尔·萨根这样的“科学明星”,以此来全面促进科学文化书籍的销售呢?这对于真正提高全民科学素养也大有好处啊!

 

    ■ 你说的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建议。但相对于美国有费曼热、卡尔·萨根热,而中国却只有于丹和易中天热的背景,也许还提示着我们另一个问题,即关于科普,即使在最广义的理解中,我们是不是又忽视了“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了呢?

  你看,在我们这里,像那些国医养生类的书,不是也相当的畅销吗?在广义上讲,那不也是一种“科普”吗?尽管那些书仍然有许多许多的问题,但公众却还是乐于接受的。这似乎也意味着,中国公众在科普方面的兴奋点,确实是有别于西方的。

  可是,那又怎么样?换个思路来想,我们做科普又是为了什么呢?说到底,不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吗?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而且又保持有中国的特色,那就是中国特色的成功的科普了。当我们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低,这个结论恰恰是从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得出的,而那些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就是以西方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极少有关于中国“地方性”的“科学”的内容。那不也正和我们这里说的科普书的情况一样吗?那种意义上的科学素养低,也正对应着一些相应类别的科普书在我们这里遭到冷遇。

  因此,我想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我们在面对开发和认可有中国特色,或者说有地方性特色的科普书籍问题时,理论认识和工作力度均有待改进——在此就可以尝试你上面关于“推出中国科学明星”的建议。其二,当然我们也应该做另外一些工作,比如,能够使得更多的人欣赏像费曼这样的出色学者的科普书的工作,因为这本来就是在多元的科普领域中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一元。

  当我们真的能够尽量地避免为了其他非学术、非科普的导向而做科普,而真正能够扬己所长,补己所短的时候,才是一种理想的做科普的文化环境。在那种环境中,也许我们就无需讨论像费曼这样的科学家及其科普作品的市场问题了。

 

 

《费曼物理学讲义》,费曼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费曼著,叶伟文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费曼著,李绍明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发现的乐趣》,费曼著,张郁乎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物理定律的本性》,费曼著,关洪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费曼讲物理·入门》,费曼著,秦克诚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费曼讲物理·相对论》,费曼著,周国荣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别闹了,费曼先生》,费曼著,吴程远译,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湾),1999

《这个不科学的年代!费曼谈科学精神的价值》,费曼著,吴程远译,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湾),1999

《迷人的科学风采》,约翰·格里宾等著,江向东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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