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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日志

 
 

“我很高兴替你挨了这一枪”——芝加哥…  

2009-12-04 18:17:00|  分类: 年年岁岁一床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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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万象》杂志2009年第10期

 

“我很高兴替你挨了这一枪”——芝加哥市长故居提名记

 

江天一

 

 

  这是我在芝加哥为一座老房子“提名”的故事。

  所谓题名,即“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是美国国家级别的“历史建筑”。不过,“国家级别”并不代表着最高权力,相反在美国,对于历史性建筑而言,地方政府的保护——或说提名——才是最有实效的。因此我的这个“国家级”提名,只是为这所可爱的房子多提供一些保护,和一个头衔罢了。

  欲提名一座建筑,可以使用如下的三个理由之一:一、它与历史上的某一著名时刻或一特定的社会模式相关;二、它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相关;三、它出自名建筑师手下,或自身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价值。我选择的这座建筑将使用第二个理由。

  提名者必须通过充分的研究调查,递交一份报告,完整地叙述这座建筑符合要求的原因。虽然这些工作相当专业,报告要求也繁多,但却是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提名,即使是像我这样的异乡人。

  故事的主角坐落在芝加哥一个收入低于平均值的市郊。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夏末,街区里到处是穿着球衫喊着西班牙语的墨西哥青年。街区的主要道路上随处是墨西哥特色餐馆,一个巨大的拱券横跨街道,写着“欢迎来到小村庄”。事后得知,“小村庄”是这个社区在60年代得到的新名字,代表着各种族人民友善相处的状态。循着事先预备的谷歌地图,很容易地找到了我即将相处几个月的这栋不起眼的小楼,它坐落在一片由同样不起眼的小别墅组成的地块上。其实选择这幢房子,也颇有偶然性——这是一门课程的作业,导师给出一个“候选房”名单,借助相当好用的谷歌地图,以及我急切想了解一个典型美国家庭住房的心态,很快就定下了我的候选房。只是想不到,这座普通的小房子背后,竟然隐藏着深厚的芝加哥和美国历史——甚至关系到世界历史!

 

  当我端着相机为房子拍照时,女主人从屋内出来,询问我拍照的原因。那时唯恐侵犯了美国人的隐私,赶快告诉她我是学生,这是一个研究作业,等等。好客的女主人便打开房门邀我进去。男主人也在家。从这对和善的墨西哥中年夫妇他们口中我才得知,这座房子原来是大萧条时期一位芝加哥市长的家,而这位市长的生平,更是具有传奇色彩。

  主人带我参观了他们家,来到花园里,开始询问我的异乡生活,以及我的课程与作业。就这么聊着,竟然不知不觉过了三个多小时。其间他们家的猫眯与我绕膝玩耍,这倒和国内的那些猫咪相似,看到我就十分亲近。只是它恐怕不知道自己将来竟会出现在提名报告的照片上。

  原来这座房子曾经的主人,是一位捷克血统的芝加哥市长Anton Cermak,从当矿工开始,勤勤恳恳工作,最终登上市长宝座。可惜的是他的任期从1931年开始,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代,而他本人更是任期未满就死于非命。

  他对美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最富戏剧性的参与,发生在他1933年访问佛罗里达时。那天恰逢罪犯行刺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小罗斯福,但那颗要命的子弹却射中了罗斯福身旁的市长。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市长对罗斯福如是说:“我很高兴替你挨了这一枪。”这句话成为名言,在芝加哥的Cermak 路(原来的22街,在市长过世几个月后改名)的一间酒吧里,就挂着市长的肖像,底下写着这句名言:

  I’m glad it was me instead of you.

  如果当年这颗子弹射中的是罗斯福,那二战的结局会怎么样?此后的世界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整个世界都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不过Cermak市长之所以对于芝加哥历史很重要,却不在于他挨了那一枪。

  直至今日,他仍是芝加哥历史上唯一一个外国血统的市长。而他的政治贡献,首先在于为芝加哥市奠定了民主党的属性:自从他当选开始,芝城就再也没有共和党人的立足地了,从此成为民主党人坚固的大本营。如今奥巴马的当选,恐怕和这位市长的贡献也有一定的关联。

  他首次提出了用科学分析的方法来衡量政治活动,以及“运营”政府的概念。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的三分之二人口都有着外国血统,这也为市长鼓励多种族和谐生存的政策奠定了良好基础。他致力于消除旧有的种族歧视。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的业绩和才干是明显的。甚至从他对罗斯福说的那句话中也能够看出一点端倪来——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洞察力,能够预料到罗斯福对于美国历史的重要性,恐怕也就不会说出那样的话了吧。

  作为一个市长,他是兢兢业业的。在大萧条期间,他三番两次前往华盛顿和纽约,游说联邦政府以及金融家,就是想为经济萎靡的芝城筹得一点资助——当时的情况,已经到了发不出市政厅人员工资的地步了。就连那次佛罗里达之行,也是为了筹款而去。

  但是让我特别感兴趣的,却是这位市长的波希米亚血统,以及他对于这个血统所持有的态度。这同时也最能体现美国文化那难以模仿的包容性。

  他出生于欧洲人大批移民新大陆的时期,19世纪70年代。一岁时随同波希米亚父母座船来到美国大陆。自从少年时期就活动于芝加哥市隆德尔(Lawndale)区域,直到他死后,一直和这块波希米亚人聚居地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联。虽然自幼就来到美国,但因为家庭文化水平不高,这位市长的英语一直有提高的空间。但即使他任市长期间,也毫不隐瞒,承认自己的波希米亚口音,甚至为拥有这样的口音而自豪。他的学历也有别于一般市长:他从未念过大学。这样一个有着强烈波希米亚风格的少年,竟能担当芝加哥市长的重任,可想而知他付出了多少艰辛。

  从另外一个事实也能看出市长先生的波希米亚精神:他自19岁起,一直到60岁不幸辞世,一直居住在同一片波希米亚人聚居地内。这对于一个迁徙频繁的国家、一个正在剧烈变动的城市来说,实在是比较罕见的。即使当选市长后,他也丝毫没有搬去城北富人区的念头,他对民族聚集地的态度,应该正如他对自己波希米亚口音一般吧!

  身为市长,他对小区的贡献远不止于油盐酱醋。他以私人名义长年资助着当地的一座地方银行——隆德尔银行。巧合的是,这座银行的建筑师正是我们小楼的建造者。不过银行的特殊之处是,其服务对象是地区里高度密集的波希米亚人——这可是当年布拉格之外全球最大的波希米亚聚居地!也就是说,市长试图用自己的口袋帮助维持民族银行的正常运转——在他就任期间,亦即萧条期间,他曾将大笔私人钱财存于银行,防止银行破产。更不用说Cermak先生兼任着好些波希米亚慈善组织的董事。

  还有一个小插曲,市长本人公开反对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禁酒运动(Prohibition),他当选后也不忘周六晚光顾当地的一间波希米亚酒吧。

  这个波希米亚的民族故事还没结束。巧合的是,这座小楼的两位建筑师都是波希米亚籍,他们的活动范围正如市长本人,大多在隆德尔这片波希米亚人聚集地。至此,故事的碎片拼接在一起,大致描绘出了一幅完整的图景:一个波希米亚血统的、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孩,在异国他乡,在芝加哥的波希米亚人聚居地上,运用其政治智慧,将这个城市建构成民主党的大本营,最终还用自己的生命使罗斯福总统逃过一劫。

 

  最感人的一幕出现了——在那颗罪恶的子弹射中市长之后。

  迈阿密医院里,他的三个女儿在父亲病榻前嘤嘤哭泣。市长让女孩子们离开后,开始斥责女婿:你们怎么能让她们在这哭哭啼啼呢?你们应该带她们去公园,让她们开开心心的嘛!

  医生们终于未能将市长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市长为美国未来的伟大总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遗体被运回芝加哥,先经过市政厅和市中心,市民沿街站立,纷纷送去最后的问候,颇有点我们“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味道。随后市长遗体被护送回到他自己的家,停留24小时,好让市民凭吊。据说市民以每小时3500人的流量瞻仰着市长的遗容。此时乃三月初,在芝加哥还是冰天雪地的气候,可是芝加哥市民彻夜在大雪中排队,为的是和自己敬爱的市长告别。周围邻居感动得半夜里端出热腾腾的咖啡和点心,免费分发给排队凭吊的人们。

  半夜时分,一队六十余人的当地波希米亚合唱团到来,自发为市长念诵赞美诗。

  市长被葬在芝城的波希米亚国家陵园,应该说是一个恰当的归宿。

  寻找当年的旧报纸和档案,翻到那几张市民在大雪中排队凭吊遗体的照片,竟然让我这个异乡人也止不住热泪盈眶……

 

  波希米亚市长的故事大致就结束了。然而我的提名故事还没有结束。

  中美文化差异虽大,有一个通行证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在和人打交道的时候打出“学生”的牌子,人们大多会给你定下一个友善的基调。住在市长故居中的这对夫妇,算是我接触的第一组在校园和学术环境以外的陌生人(当然不算车厢里说Thank You的对象)。他们丝毫没有我已经做好准备迎接的敌意,不但兴致勃勃地跟我聊起这座房子的历史,让我随意举着相机参观房子,还和我聊起了我在美国的留学生活。

  原来这位老先生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年轻时曾想做一名建筑师,后来自觉天分匮乏,转而投入社会公益活动。说到公益活动,这对夫妇很骄傲地告诉我,他们是这条街道复兴活动的创始人。

  在60年代,市长的辉煌业绩已经渐渐被人淡忘,当年的波希米亚人也找到了新的聚居地,整条街道衰败不堪,我要提名的这所宅子也不例外,值钱的家具被洗劫一空,外表也无人照看。这对夫妇买下这幢房子,率先开始了房屋的整修行动,还包括路崖和人行道的铺设,他们带动了整个周边居民的积极行动。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来整修这栋房屋,终于将其营造成一个温馨舒适的环境。值得一提的是,主人并没有一股脑儿地把“辞旧迎新”,而是有意识地保留了屋内有价值的物品,譬如几盏来自捷克的吊灯(当然是随着市长先生来到这座房子的),以及市长当时使用的保安系统以及温度计——虽然已不能正常运作,夫妇二人却乐意把它们当作装饰品看待,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这是房屋非常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当话题又转到罗斯福和政治(彼时奥巴马先生还未当选),这正是老先生擅长的领域,我开始心虚了,连声说我要加强对美国历史和政治的学习。末了我说我今后可能还会拜访他们,先生很热情地在我的速写本上写下了他们夫妇的名字、住宅电话和他的手机。我当时很感叹美国人民的警惕心之低。

 

  为了完成这个作业,我跑了四五个档案馆,涉及的资料有当年的地契(以便找出市长什么时候搬进这座房子),营造许可证(以便找出房子的建造年代和建筑师),当年的地图(以便看出房子蓝图有否变化,以及周边的情况),当年的旧报纸(幸运的是这所房子随着市长的逝世,也曾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上,还附有十里长街的照片),当然还有已出版的书籍,主题包括市长传记、芝加哥的波希米亚人、社区的历史变迁等。

  比较困难的是追寻建筑师的资料。因为这幢房屋的两位建筑师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其重要性并未到达被载入史册的地步。根据一份70年代开始制作的芝加哥市建筑名录,找出了两位建筑师的作品。不出意料地,他们的建筑大部分都座落于这个波希米亚小区内。因此,我决定最直接有效的考察方式就是亲自去走一趟,总结出两位建筑师的作品类型、风格等。事实证明这个决定相当地明智,能给人非常直接的印象。

  当我把提名材料递走的时候,也如当初应允的那样给夫妇二人寄去了完整的报告,以及房子当年的老照片,和一封表示我谢意的信。

  本来我们的提名只是课程作业,并非要真正提交给政府的,但是导师看了我这份提名报告后说:啊!这房子早该被提名了!她要我将这份报告正式提交给伊利诺斯州历史建筑保护局(Illinois Historic Preservation Agency)。现在报告已经提交,接下来就要看州政府是否批准这个提名了。

 

  话说我们的提名作业,并不是一两次郊游和数码相机就能完成的,必须经常跑图书馆、档案馆,追踪房子和市长的历史。

  芝加哥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中心人员非常热情,对待任何看起来会是无疾而终的研究课题,都热心地提供各种各样的线索和资料,她们本人对芝加哥的历史发展也有着很深厚的知识。馆内的电脑终端上,有一个入口叫做“探索自宅历史”。鉴于房地产体制的根本区别,这样的“探索”在国内是闻所未闻的。但正是这种鼓励普通百姓去探索历史的活动,为整个城市营造出更为丰满的人文图景。

  这样的过程,在国内的保护事业中几乎是空白的。在国内,即使是“保护”,也依然必许落实到图纸上面,似乎没有设计图纸,就没有成果,这也算是一种“量化考核”吧。对于建筑背后的历史人文,我们关注得很少。

  作为一个建筑系毕业的学生,来到美国留学后,我大学的同学们大都会问我,你在美国学保护,具体学什么?也许是“量化考核”作怪,我总是怯于告诉他们我在“做研究”,因为这好像在说你丢弃了对于设计施工图异常重要的画笔,在做“虚”的东西。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提名记的初衷——为研究工作正名,这个被国内业界所忽略的盲点,恰恰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源。若失去了和历史的纽带,再漂亮的物质环境都无法激起心灵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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