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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日志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苏三文集序…  

2008-03-04 09:34:00|  分类: 年年岁岁一床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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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书城杂志》2007年第6期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苏三文集序

 

江晓原

 

 

  最早知道苏三,是因为她的《向东向东再向东》。有些“正统”的学者批评她的学说,当时媒体问我对此的看法,我就说了几句宽容的话。后来我们有机会见了面,对她的研究工作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苏三研究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迄今已经在这个方向出版过六本书,依出版的时间顺序是:《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断文明起源》、《历史也疯狂》、《锁定红海:夏商周与红海、地中海的可疑联系》、《难以置信:殷商与腓尼基人》、《罗马有多远:探寻海上丝绸之路》。这些书被一些“正统”的历史学家所拒绝,他们认为苏三的学说是不可能成立的。不过在作出这种判断时,他们往往不愿意去读读苏三的书——他们对此嗤之以鼻。

  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是一块神奇的精神狩猎场。因为史料不足,给现今的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可供驰骋想象,操练学术。正因为如此,这个精神狩猎场对研究者的诱惑力也是颇难抗拒的。当苏三策马来到这个狩猎场时,场上早已经有许多中外骑士,在那里扬鞭奋蹄,追狐猎兔了。

 

  我们经常讲“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窃以为这句话应该有两个含义:第一、学术的成果和结论为天下人所共享;第二、“学术研究”,或者更广泛些,“学术活动”,是天下人都可以从事的,而非某些人的禁脔。

  对于这第二个含义,有不少人想当然地坚决拒绝。

  比如,当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大受观众欢迎时,就有一些自命为“红学家”的人,出来愤然抨击,说刘心武不是“专业”的,怎么能在央视讲《红楼梦》?好像世界上真有“专业”的“红学家”似的。什么叫“专业”?谁认定了才算“专业”?如果以国家颁布的学科指南为准,那指南里有“红学”这个名目吗?所以,可以认为所有的“红学家”都是“业余”的——已故的胡适、俞平伯是“业余”的,健在的周汝昌也是“业余”的,那些抨击刘心武的自命的“红学家”全都是“业余”的。刘心武当然也是“业余”的,但他为什么不可以在央视讲《红楼梦》呢?

  再往下,易中天讲了《三国》,历史学家倒是真有“专业”的(以国家颁布的学科指南为准),但易中天不是历史学教授。接着于丹讲了《论语》,她也不是“中国哲学史”的教授。现在批评易中天、于丹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如果是批评他们讲座或书中的知识硬伤,那当然没有问题,谁出了硬伤都应该批评;但如果以“专业”、“业余”之类的理由来质疑他们开讲的资格,就站不住脚了。无论是谁,都可以到央视去讲任何题目——只要央视愿意请他或她去讲。

 

  以前田松博士发明了一个词汇“民科”(或许也会有人和他打知识产权官司——反正据我所知是他最先大肆使用这个词汇的)。“民科”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缩写,但本来我们早就有“科学爱好者”这个现成词汇,为何要在前面冠以“民间”二字造出新词呢?这就是田松博士的深意了。

  “科学爱好者”是指那些愿意遵循主流科学共同体游戏规则的业余爱好者,比如他们从事搜寻彗星或小行星、收集蝴蝶标本之类的活动,而这些活动通常都是在科学家的指导之下,或者至少也是模仿着科学家的同类活动方式而进行的,因此他们获得的成果也会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但是另有一批科学爱好者,他们不愿意遵循主流科学共同体的游戏规则,希望别开生面一鸣惊人,最常见的就是宣称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啦,证明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错误啦等等。田松将这样的爱好者称为“民科”。

  不少“民科”(我也只好先用着这个词)认为,“民科”这个称呼带有某种贬义,至少是轻视,所以不喜欢这个称呼。其实这很可能是误解,田松博士自己,还被人称为“民科”呢——事实上,田松主张科学多元化,坚决反对“科学原教旨主义”(当然也坚决反对“科学麦卡锡主义”),在“民科”问题上,他只是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而已(因为很多“民科”痴心而执着,往往将自己的工作生活搞得一团糟,甚至失去工作和家庭)。当然有人认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背后,有着某种优越感。

 

  为什么要扯到“民科”问题上去呢?为的是更正确地看待苏三和她的工作。

  在那些对苏三的工作不屑一顾的“正统”人士看来,仿照田松的命名思路,若苏三者,其“民历”乎?——“民间历史爱好者”。因为苏三的许多论述,比如三星堆文明来自西方、殷商与腓尼基人有关系、夏是《圣经》中的亚伯拉罕所建立、殷则是《圣经》中的以扫所建立等等,至少在当下的“主流历史学共同体”中,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在有些人士看来,听到这样的论述就要骇而却走,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淑女,听到一句“不雅”的语言,就要立刻晕倒——当然先看好了旁边有没有绅士可以及时扶住她。

  那么苏三到底是不是“民历”呢?我觉得不是。

  首先,苏三其实并不反对历史学界的学术规则,她所使用的史料,绝大部分也都是学术界承认的,只不过她的用法与众不同(比如用《圣经》来讨论中国上古史),她的联想更丰富,结论更大胆而已。

  其次,苏三原先也曾在“体制内”工作过多年,只是后来厌倦了,这才辞职,最后成为自由学者,或曰自由撰稿人。况且她现在生活得很好,远非许多“民科”之艰难困苦可比。所以她的心态平和而谦逊,不像某些“民科”经常抱着“苦大仇深”的情绪。

  最后,退一万步说,即使苏三在某些人心目中被视为“民历”,那也完全不必以“民历”为耻——就像不必以“民科”为耻一样。“民科”们的努力,即使对于当今的科学进展没有贡献(至于将来,谁知道呢?),但至少也没有任何坏处。而“民历”们的努力,则在当今就有好处——至少增加了文化多样性,不失为学术繁荣的一部分。

 

  要正确评价苏三的工作,还必须考虑到对历史的哲学思考。

  以前在唯科学主义思想影响下,我们也曾经真诚地相信过,历史有一个“客观真相”而且这个“客观真相”是可以被我们得知和掌握的。这种看起来很朴素的信念,在很长时期内成为诛锄异端的有力工具——既然我宣称已经掌握了历史“真相”,甚至已经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一切与我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就必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要说“民历”了,就是“主流历史学共同体”中稍有不同看法的人,也会失去理论生存空间。

  用朴素的语言来说,我们可以相信曾经存在着一个历史的真相,但是这个真相我们却不可能真正得到,这是因为,归根结底,所有留下来的文献、文物、传说等等,都既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无误,又永远是不完整的,而历史又无法重现——除非科学幻想中的时空旅行成为现实——那时就是历史学这门学科的末日(那时任何历史事件都只是一段电影情节或场景,可以随时调出来重温)。

  所以,在“前时空旅行时代”,任何历史都只能是后人建构起来的。在曾经被想象为绝对“客观”的科学也被认为可能有社会建构成分的今天,认识到历史是社会建构的,还会有什么困难吗?想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之类的名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样一来,无论是“主流历史学共同体”中的大权威,还是“民历”,都是在建构各自心目中的历史,苏三当然也可以建构她心目中的历史。她建构得好不好,建构的方法对不对,这些当然都可以见仁见智,苏三也从来不拒绝善意的批评。

  但是,最后还有一点:看苏三建构的历史,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江晓原

2007年4月26日

于上海二化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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