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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日志

 
 

看西方“民科”怎样做学问——罗伯特·坦普尔的…  

2008-12-14 10:39:00|  分类: 南辕北辙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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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2期

南辕北辙(6)

 

看西方“民科”怎样做学问——罗伯特·坦普尔的几种著作

 

□ 江晓原  ■ 刘 兵

 

 

  □ “民科”这个词,如今已经渐渐被大家接受了,用来指称那些对科学(以及他们心目中认为属于科学的学问)有兴趣,却又不愿意遵照当下主流科学共同体所奉行的规范来进行研究的人士。通常我们说“民科”时都是指国内的人士,其实“民科”在国外也同样有之,而且其“兴旺”甚至远过于中国,只是我们接触的机会不多而已。

  要说将自己的学说发表、出版的“门槛”,对于国外“民科”来说,有可能比我们国内“民科”所面临的要低。不过,也正是由于国内在这方面的“门槛”,使得国外“民科”学说能被介绍进国内的机会很小。在西方“民科”当中,英国人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是相当幸运的一个,因为他已经获得了进入中国的“许可证”。

  对于坦普尔这个名字,记性好的中国读者应该不陌生了。十多年前,他有一本《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被译成中文出版,那本小书尽管被李约瑟赞许为是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了精彩的提炼”,也被一些国内人士推荐为青少年读物,而且是由中国科学院组织了34位学者译出的,但实际上书中颇多穿凿附会之处。

  从那本书中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坦普尔写作风格的端倪——这种风格到了他第二本被译成中文出版的书《水晶太阳之谜》中,就被进一步发扬光大了。这种风格可以称之为“渊博而多情的夸张”。在《水晶太阳之谜》中,我已经明显感觉到“民科”的味道(书的副标题“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也加强了这种感觉),不过即便如此,我认为此书还是堪称“民科”中的上乘之作。现在坦普尔又有了第三本被译成中文出版的书——《神谕——东西方〈易〉卜术揭秘》。在这本书中,他沿着先前的轨道,向神秘主义方向走得更远了,“民科”风采也更加发扬光大。

  不过坦普尔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极度推崇和热爱,这或许是他的“民科”著作能够得到中国出版界接纳的原因。在《神谕——东西方〈易〉卜术揭秘》中文版序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热情洋溢的句子,例如:“中国古代的原始科学思想,它在理性上是如此超前,着实令人惊叹”、“中国文化必将战胜西方文化”、“中国好运!”等等。

 

  ■ 是啊,你这个开场白,就已经将坦普尔明确地定位了,即西方民科。其实,过去我们俩人在“南腔北调”的对谈栏目中,就已经谈过了他的《水晶太阳之谜》一书。在那次对谈中,你曾结合《水晶太阳之谜》一书,总结了“民科”的若干代表性特点,这里不妨再回顾一下那时你的总结。

  你那时提到的特点有:“喜欢异调独弹,发表主流学术共同体不愿接受的学说——这些学说通常在主流学术共同体所愿意研讨的领域之外。”“在叙述自己的发现时,不愿意循序渐进,先叙述证据和理由,而是先要将自己的惊世之说宣示出来,并在假定了这种惊世之说为真的前提下,来叙述自己的理由。”“列举大量‘证据’,但是将这些‘证据’和自己要证明的论点联系起来时,则经常借助于假想、推测、联想、类比等等手法。”而我,则补充了一点,即 “民科”的自我表扬,或者说,是在身份上和贡献级别上的自我拔高。这次,他仍旧在身份介绍中提到他是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而这正是我现在供职的单位,因而我知道,他早已不再拥有这个头衔了。

  在读坦普尔这本《神谕》时,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以前总结的那些“民科”的特点,仍然在此书中鲜明的表现了出来,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本书与他另外两本已有中译本的著作还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不知你是否感觉到了这点。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先从《神谕》这本书谈起,讨论一下此书的特点,这同样也还是在对国外民科进行分析的话题范围之内。

  我甚至完全可以理解,与他另外两本有中译本的书相比,这本书在国内图书市场销售的意义上,可能会更有些吸引力,这是由于其话题所决定的。此书分为上、下两部分。我们先看其讨论“西方文化”(主要是谈神谕宣示所、西方的某些占卜等内容)的第一部分。在这方面,我的知识非常有限,你曾研究过一些相近的问题,你觉得,他的说的那些中国人一般不太熟悉的内容是可信的吗?

 

  □ 老实说,这坦普尔在《神谕——东西方〈易〉卜术揭秘》的第一部分中,“民科”的味道真是越来越重了。他关于西方那些“神谕”和“内脏占卜”的论述,仅仅停留在对昔日神谕场所遗迹的大量描写(几乎都与本书主题无关),和对有关内脏占卜的历史故事的介绍上。他除了强调古代西方人重视这些神谕和占卜,并未向读者说明这些神谕和占卜到底能不能预知未来——这种说明难道不是本书读者所合理期望的吗?

  关于这些内容是否可信,要分两个层次来说。就坦普尔所描述的那些情形和故事——表明了古代西方人如何相信这些神谕和占卜——来说,那应该是可信的。但是就这些神谕和占卜所许诺的成效——预知未来——来说,当然是不可信的。关于后面这个问题,我的立场还是比较保守,我一贯倾向于用社会学的方式来解释。

  举例来说,书中谈到亚历山大大帝临终前的一些日子,关于他的命运的内脏占卜,发现肝脏缺了一叶,这被认为是大凶之兆,不久他果然病死了。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动物肝脏真的能够预示亚历山大大帝的健康和命运,而是这种预言极大地损害了亚历山大大帝心理健康的后果,因为亚历山大大帝自己就十分相信这类占卜,听说用于占卜的动物肝脏缺了一叶,他自己就十分惊恐,这不就吓出病来了吗?

  古代流传的关于占卜之术“应验”的种种故事,绝大部分都可以用类似的理论给出解释。对这一点,我以前在拙著《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一书中,曾经分析过若干中外历史上的著名个案。虽然坦普尔宣称,在古代世界的占卜术中,星占学的重要性远不如神谕和动物内脏占卜,但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中国古代的情形,根本没有动物内脏占卜之术,神谕则经常是借助星占学的形式来表现的——神就是上天,它用不同的天象表示它的意见,星占学家解读这些天象的意义和天象所兆示的未来事件,其实就是宣示神谕。

 

  ■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也即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中,坦普尔所体现出来的“民科”风格。他总是在讲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而不是就这些所讨论的问题,进行那种符合历史研究规范的学理式的考证与分析。当然,这里面是有一定信息含量的,比如,在此之前,我确实不知道古代西方“内脏占卜”的事。但如果我以学术的标准来看坦普尔所叙述的这些故事时,我仍然不敢确切地相信他所讲的内容的可靠性。从他的讲述来看,似乎“内脏占卜”在古代西方占据了特殊重要的地位,而他却几乎没有提到像星占学之类的“倾听”神谕的方法在预测和决策中的作用。

  说到占卜(无论是“内脏占卜”,还是星占,或其他什么方法)的预测功能,当然,站在现代立场上,我们很难找出其“科学”道理。不过,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我们也同样给不出确切的否定性的证明。那么,我们一方面,恐怕只好将其作为一种故事来听,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叙述确是史实的话,给出像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解释,也是可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但这些,似乎也是在坦普尔的视野之外。

  我另外有点想不明白的是坦普尔在这第一部分倒底想要向读者讲什么。他说的“内脏占卜”,和他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的“神谕宣示所”,似乎是两件彼此相对独立的事。而他在解释“神谕宣示所”内种种可能或者曾经发生的活动时,有时又是在采用一种现代科学的理解方式,用致幻等来解释其不同寻常的“奇迹”。似乎,他一直是在某种现代的理解和解释,与有意无意留下的神秘伏笔之间游移不定。于是,读者也就搞不清他的立场倒底是什么了。

 

  □ 我很怀疑,坦普尔自己的立场很可能本来就是游移不定的。作为一个对神秘主义兴趣浓厚的人,他不可能完全接受现代“唯物”的科学解释或社会学解释;但作为一个“民科”,他又经常试图让自己——至少在形式上——尽量符合科学的规范或风格。对于本书的主题来说,这一点必然造成明显的矛盾。

  有必要指出,坦普尔的上述困境,在他的前面一本书《水晶太阳之谜——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中,相对要轻得多。那本书的主题,是要证明望远镜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虽然坦普尔在书中的论证风格也是非常“民科”的,但由于那本书的主题本身并不是神秘主义的,所以坦普尔上述“游移不定”的困境,相对来说就不那么严重了。

  如前所述,中国“民科”要出版自己的著作相对来说要更困难,但毕竟也有一些人采用自费出版等办法,将自己的成果印成了书。况且从极端的“民科”到严谨的学术著作之间,有宽阔的中间地带,这中间地带中的著作,也呈现类似“连续谱”的状态——也就是说,有一些颇有“民科”风格的著作,偶尔也会获得正常出版的机会。也许是因为科学史学科的边缘性和交叉性,多年来我还是由机会见到过一些国内“民科”的著作。这些著作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你前面所注意到的坦普尔的上述“游移不定”,在“民科”论著中其实是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

 

    ■ 你说的挺有道理。这似乎也就是说,在民科中,包括在坦普尔的著作中,“游移不定”似乎是一个共性的特点。而就此否可以进一步推论说,其实他们并没有对于自己究竟要阐明什么形成一种明确、逻辑一致的意识?另外,我前面所说的“游移不定”,还更是特指坦普尔在这本关于神谕的著作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即对那些传说中的神秘现象,他有时,专门特意地给出了基于现代科学的某些“解释”,如利用药物致幻、心理暗示(几近乎于催眠)等方面,让那些付了钱前去“会见”死去人物的人“看到”想看的人物。但这种“科学”的解释又没有能够贯彻到底,还会经常留下一些仍然神秘的悬念。这倒让我想起,这样的处理方式倒颇有些像国内近来非常火爆的盗墓小说《鬼吹灯》来。但作为小说,更不用说是惊竦类的小说,那样处理其中涉及的神秘传说的问题,虽然也还可以争议,毕竟读者可以当作虚构的想像而不太当真,而在像《神谕》这种以学术形式出现的“研究”中,这样的不一致性恐怕就成为一种致命的学术上的硬伤了。

    也许,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推测,即坦普尔在给出那些“科学”的解释时,实际上是其不自觉地表现了其所受的科学主义之影响的一种表现(其实在像《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之叙述也同样甚至更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思想观念)。而作为民科,他又没有能在处理神秘主义的题材时把这种科学主义贯穿到底,于是,就形成了这种有些冲突矛盾的不确定的叙事立场和叙事方式。

 

  □ 如果说本书第一部分“西方文化传统”中,“民科”色彩已经如此浓烈的话,那么第二部分“中国文化传统”就更玄了。从书名上来看,在这一部分中,坦普尔总该踏踏实实地讨论《易经》了吧?然而他不。

  讨论《易经》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老实说要想在这上面谈出一点新意来——哪怕只是纯粹“民科”的档次——也已经大为不易。坦普尔先花费了许多篇幅进行关于《易经》常识的普及说明。考虑到本书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这些普及说明倒也可以说有一定的必要。但是接下来,我总觉得他应该向读者论证:一、《易经》到底有没有预测未来的功能?二、如果有的话,又是依据怎样的机制?

  对于一,坦普尔的结论似乎是斩钉截铁的:“《易经》试图把问卜命运的方法归结为一个体系,而且在其断言及兑现等方面的显著成功都做到了名副其实。”即他认为《易经》确实具有预测未来的功能。然而做了这个断言之后,坦普尔却并未向读者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来支持这个断言。

至于二,坦普尔花费了全书第二部分中的一大半篇幅来谈论“神谕的六边形网格”和“高序事件”。恕我直言,我觉得“神谕的六边形网格”这一章真是言不及义——完全没有能够对他的“《易经》具有预测功能”的断言提供任何证据。而“高序事件”那一章则是不知所云,除了同样未能为他的上述断言提供证据,连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也不太明白了。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坦普尔的“民科”特征实在是越来越强烈了。

  如果用学术标准来评判的话,我认为他的《水晶太阳之谜——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不失为“民科”中的上乘之作——毕竟仍然具有一定的实证色彩,收集的许多资料也不无学术参考价值。本书中的第一部分“西方文化传统”就比较差了,而第二部分“中国文化传统”就更糟糕了。

 

  ■ 其实,我正想要问你对坦普尔此书中涉及中国《易经》的第二部分的看法呢!你已经讲了不少了。总体上讲,我想你的观点是,这本《神谕》不如《水晶太阳之谜》,而且,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更为糟糕。大致我也是这样感觉的。

  但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即我们以前在谈他的《水晶太阳之谜》一书时,曾在承认他的“民科”风格的同时,仍然给予了某种肯定,认为至少是“民科”中的上乘之作,但为什么到了这本书,他的水准就严重下滑,以至于连叙述的逻辑都不连贯,连叙述的目标都不明确了呢?这与“民科”的研究方式是否有某种联系呢?

  连带地,我还想与你讨论由此联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在近些年来的图书市场中,涉及到像《易经》与预测之类的书一直很火爆,连不少书商都热衷于出此类书。在其中大量当然是中国人而非外国人所写的,但在这些书中,又有许多显然不是学者的作者们以标准的学术方式而写的(某些学者们写的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著作也有一定程度的畅销,其实只是在因为在概念上搭了顺风车而已),那些著作,你是否也愿意将其归入“民科”研究呢?或者,还需要在“民科”类图书之外还要再加一个另外的分类才能更好地描述其特点?

 

  □ 在“民科”类图书之外还要再加一个另外的分类,我觉得倒是没有必要。

  国内出版的关于《易经》的书,数量惊人。其中有许多是坚信《易经》确实可以预测未来的,由此还出现什么用《易经》指导炒股的等等,这一类基本上可以归入“民科”。还有许多将《易经》进一步拔高,认为其中隐藏着宇宙之间的绝大奥秘之类,那就更“民科”了。在我的印象中,近年真正按照现今学术共同体所认可的规范来写作的关于《易经》的书,那真是凤毛麟角,非常罕见的。

  由于“民科”的研究和写作方式无法得到现今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所以用现今学术共同体的标准来看,在严肃学术著作和极端“民科”这两端的广阔中间状态中,那些对“民科”色彩消灭得越多的著作,就相对越好。我认为坦普尔的这两部著作后不如前,其实也是使用这一标准得来的,想来你多半也是如此认为。

  至于坦普尔呈现“退步”的原因,我们只能猜测。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坦普尔抱持着“将民科进行到底”的宗旨,那么他将坚信《神谕——东西方〈易〉卜术揭秘》比起《水晶太阳之谜——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来,不是退步而是进步,因为在我上面所说的广阔中间状态中,《神谕——东西方〈易〉卜术揭秘》显然向极端“民科”更靠近了。说句开玩笑的话,既然一个严肃的学者随着学术研究的资历逐年增长,他的学术功力通常也会随之增长,那么坦普尔作为一个上进不息的“民科”,随着他“民科”资历的增长,其“民科”色彩当然也就会随之增长,这就能够为他这两本书之后不如前提供一个解释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和我们的标准不同。

 

  ■ 看来,你是用“民科”的不同程度来做划分,当然,那也可以解释当下国内在《易经》热中大量的非学术性著作的出现。由此,用你的话来说,既然近年来真正按照现今学术共同体所认可的规范来写作的关于《易经》的书是凤毛麟角,那么,一个推论似乎就是,在《易经》研究领域中,其中还有不少仍然身在学术界的人,其研究和写作方式仍然是“民科”的了。

  不过,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一个与其他“民科”有些不同的情况,即在那些以“民科”方式讨论主流科学问题(比如要以某种学术界无法认可的方式推翻相对论,甚至批判牛顿力学等),其著作在社会上是不怎么有市场的。好在现在出版要开放一些,在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这些著作也还是出版了一些。但那些讨论《易经》之类的著作就不同了,那些书还是有相当的市场空间的。或许,这又可以解释为,关心这类问题的“民科”的群体在人数上要更多一些吧。

  在我们以往的相关文章和谈话中,我们已经走到对“民科”不那么苛刻的位置了,是将其作为广义的“多元文化”中的一类,甚至认为可以将“民科”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在我们自己进行研究或培养学生时,我想,还是有必要对“民科”有所识别的。这也就是说,多元,并不意味着一塌胡涂,并不意味着没有标准。只有当认清了多元中不同的标准时,我们才能知道身在何处。

 

  《神谕——东西方〈易〉卜术揭秘》,(英)罗伯特·坦普尔著,徐俊培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定价:58元。

  《水晶太阳之谜——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英)罗伯特·坦普尔著,徐俊培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定价:55元。

  《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英)罗伯特·坦普尔著,陈养正等译, 21世纪出版社 1995年第1版,定价: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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