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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日出西边雨——江晓原的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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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一千个萨顿!——萨顿其人其…  

2007-03-23 22:21:00|  分类: 年年岁岁一床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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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3月23日《文汇读书周报》

中国需要一千个萨顿!——萨顿其人其事

刘 兵


江晓原按
  2006年,萨顿去世50周年,全世界的科学史研究者和爱好者,都在怀念这位科学史之父、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提出要用科学史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建起一座桥梁的伟大理想,虽然远未实现,但毕竟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人们相信,在未来的时代,他的理想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面对国内科学与人文严重疏离的现实,有学者发出了“中国需要一千个萨顿”的呼喊,在这个呼喊背后,是一片深沉的忧虑。


一、献给科学史的一生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是一位科学史家,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可以说是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
  1884年8月31日,乔治·萨顿出生在比利时佛兰德省的根特。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也是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的负责人。在萨顿出生后仅仅几个月,他的母亲就去世了。
早期的教育使萨顿对于文学、艺术和哲学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萨顿进入根特大学学习。最初,他学习的专业是哲学,但很快他就对哲学这门学科产生了厌恶。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和思考后,萨顿又回到根特大学,先后学习了化学、结晶学和数学,并曾获得根特大学等四所高等学校受予的化学金质奖章。1911年5月,他完成了题为“牛顿力学原理”的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博士论文,也表明了他受到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孔德、迪昂和坦纳里等人的哲学影响。
  1911年5月份,在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之后,萨顿与英国艺术家埃莉诺·梅布尔·埃尔维斯结了婚,转年的5月,他们便有了一个女儿,并将其名字取为“梅”(与5月May是同一个词)。萨顿的父亲早在1909年去世了,而此时,萨顿已经面临着要负担一家人开销的重任,这位“不肖”的后代将父亲的一个著名的酒窖拍卖,用拍卖所得在根特附近买了一所房子,而且开始具体着手筹划和实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也是在1912年,即他的女儿梅·萨顿出生的那年,萨顿迈出了非常大胆的一步:他要创办一份科学史杂志,并用古代神话中专司生育与治病的女神“爱西斯”(Isis)的名字作为刊名。因此,后来萨顿不无骄傲地称梅"萨顿和《爱西斯》为他的“两个女儿”。
  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刊物也为萨顿提供了第一个他所迫切需要的体制化的工具,或者说,是记录和传播其科学史研究和思想的阵地。自从1913年《爱西斯》正式出版。它现已成为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刊物之一。1924年,美国历史协会为了鼓励和支持萨顿的努力,成立了科学史协会,两年后,《爱西斯》成了该学会的机关刊物。直到1951年为止,萨顿一直担任《爱西斯》的主编,长达40年之久,并时常以自己和夫人的经济收来补贴杂志的亏损。从1936年起,萨顿又主持出版了《爱西斯》的姊妹刊物--专门刊登长篇研究论文的专刊《俄赛里斯》(Osiris,俄赛里斯也是传说中古埃及的主神之一,是爱西斯的丈夫,负责掌管已故之人,并使万物自阴间复生)。
  1914年8月,德国的入侵比利时,这个事件对萨顿后来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德国人入侵后,1914年11月,德军征用了他家的房子,萨顿只好将他的图书抛弃,仅将笔记本埋在后花园中,就与家人一起匆匆离开了比利时,先是到了荷兰,然后又前往英国的伦敦。他先是在英国为陆军部工作了不长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就发现,在英国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够实现他的理想的工作位置,于是,在1915年初,他暂时将家人留在英国,只身前去美国寻求发展,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这样一个他认为更具有对多样性的包容和更具有一种进步精神的地方。
  在萨顿刚到美国时,美国不能说没有科学史,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很少数人的一种业余活动而已,还远无称不上是一门学术性的学科,也就更不用说是一种职业了。因此,在大学中要谋到一个科学史教授的位置,在那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幸好在当时的哈佛大学,有一位名叫亨德森的教员,他虽然专业是生物化学,但却是一位博学的人,从1911年开始就在哈佛大学定期地开设一门科学史的课程。与萨顿接触后,亨德森最早认识到萨顿的计划的意义,并成为其热心的支持者。而且,亨德森也是一位在哈佛大学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到1916年5月份,亨德森终于可以告诉萨顿一个好的消息:通过从各种渠道筹集的资助,哈佛大学将以2000美元的薪水聘任萨顿做一年的科学史讲师。他在哈佛作了“在科学家和艺术家列奥纳多"芬奇时代的科学与文明”的洛厄尔演讲。
  不过,在职业性的工作位置方面却好景不长,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地是因为萨顿开设的课程并没有吸引多少学生,一年以后,哈佛大学没有继续延长萨顿的聘期。另外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是萨顿夫人在1917年生下一个儿子,但只活了半过月就夭折了。
  从1918年7月开始,萨顿被卡内基研究院任命为科学史副研究员,最初的期限是两年。但实际上,由此开始,萨顿整个后来的职业生涯都与卡内基研究院联系在一起。由于在哈佛任职的终止,萨顿有可能无法继续利用那里最适于他工作的怀德纳图书馆,再次还是由于伍德沃德的干预,才使得他可以继续在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的怀德纳图书馆里工作。后来,他向哈佛大学校长提出,他可以不领薪水地免费为哈佛大学讲一门科学史课,以此换得在图书馆中一间单独的工作室。这一建议被接受了。于是,萨顿就开始了在坎布里奇和华盛顿两地穿梭的工作,主要依靠来自卡内基研究院的薪水生活,同时又可以利用最好的图书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1919年,萨顿回到比利时取回了他原来埋在后花园中的笔记本。1920-1921学年,萨顿再次担任了哈佛大学的科学史讲师,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除了有两次相对长时间在国外工作,他一直担任此职务到1940年9月,那时,在来到哈佛大学20多年之后,他终于被任命为这所大学的科学史教授。
  虽然《爱西斯》在恢复出版后,有的时候还可以从卡内基研究院获得一些资助,而且在科学史学会成立两年之后,科学史学会也把《爱雪斯》作为其机关刊物,并用一部分会费予以资助,但在总体上这些经费依然远不够用,因此,许多年来,萨顿每年都要从他自己的薪水中拿出大约800美元左右来支付办刊物的亏损。在当时这样一笔钱是不小的数目,多亏了萨顿的夫人,在战前,她曾是一个杰出的现代家具设计师,并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作为微型肖像画家的生涯,《爱西斯》出版的第一期,就是由她自己包装并邮寄的,正是依靠她自己教学的收入和从事服装设计的收用来补贴家用,才使得家里的日子和刊物都能够维持下去。
  接下来,对于萨顿,则是相对稳定的研究、教学和写作。虽然萨顿曾向哈佛大学提出不想再一仆二主,希望只作为哈佛的教授而不再为卡内基研究院工作,但出于预算的考虑,哈佛大学还是宁愿由卡内基研究院来支付他薪水的主要部分,因上经,在某些场合,他以卡内基研究院研究者的身份出现,比如说,在其最辉煌的巨著《科学史导论》的扉页上,主只注明了他在卡内基研究院的任职,但在另外更多一些的场合,他则被认为是哈佛大学的正式成员。当然,作为教师,萨顿的听众虽然人数依然不多,但他对科学史的热情,人格的媚力和博学却充分地表现在他的教学中。到后来,在美国的许多大学进行演讲,也成为萨顿的重要活动,这些演讲的讲稿的一部分,也经修订后正式出版。
  1950年,萨顿的夫人去世,这给萨顿以很大的打击,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熄灭了。
  几年后,在1956年3月22日早上,萨顿准备乘飞机去蒙特利尔做一次演讲,他在乘出租车去波士顿机场的路上发病,被送回家里,就在起居室中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二、“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

  说到萨顿在科学史领域的学术活动和贡献,不能不从萨顿本人的勤奋和刻苦谈起。虽然说他最初所受的主要是科学训练,但由于他本人的兴趣,以及他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萨顿自己在人文领域中成为一个极其博学的人,以至于有人认为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的时间里,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个罕见的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结合的典范。以对语言的掌握为例。要想对整个从古代到近代的科学发展及其背景进行研究,多种语言显然是一种必需的工具。有一种说法,说萨顿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他掌握了广博的历史知识,以及包括汉语和阿拉伯语在内的14种语言。但同时也还有另外的说法,认为萨顿本人可能也从来没数过他懂的评语言倒底有多少种,阿拉伯文中他在中年时才开始学习的,其它的语言至少包括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士耳其文、希伯来文和中文等等。他也喜欢用多种语言书写信件。有一次,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被萨顿说成是一个学究:“唉”!萨顿说:“我给他写信用阿拉伯文,而他复信却用士耳其文”!
  萨顿在科学史方面有着庞大的研究计划,在勤奋的工作中,除了每天一小时的古典音乐欣赏作为“止痛剂”之外,他几乎没有给个人的生活留下任何时间。
  在萨顿所有的学术著作中,3卷本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可以算是最有代表性的出版物了。它们在极为详细的文献基础上,以半个世纪作为时间段来对从古代到1400年的科学发展做了详尽的编年式的叙述,收入了几乎所有生活在所讨论的时间的较重要的人物,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
  在萨顿的时代,科学史没有成为一个独立标准的学科,相应地也极度地缺少可用的工具书和文献检索等参考书。在这方面,萨顿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作法,而且是以令人难以想象的个人努力。在他几十年来几乎一直是由人个力量来编辑的科学史刊物《爱西斯》上面,从很早开始,萨顿就刊印由他个人编辑的科学史的“重要文献目录”(Critical Bibliography)。编辑,或者说编写这样的文献目录,就个人的力量来说,绝非一件易事。这样的文献目录要求编者看过并收集尽量多有关的文献,并将其归入相应的分类项目,并对其中一些重要者撰写简要的评论。萨顿大多是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将这种编辑科学史文献目录的工作作为晚上在家中书房里的“一种游戏”。可以说,这绝对是一种绝无先例的个人成就。在《爱西斯》上定期地刊登这种文献目录成为一种传统,至今被继承下来。
  1936年,哈佛大学设立了科学史的哲学博士学位,萨顿也相应在开设了他的课程讨论班。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并没有直接指导很多的学生。只有两个学生是真正在他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其中之一,就是后来在哈佛成了萨顿的继任者,同时也是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的柯恩(I.B.Cohen)。柯恩,也是在美国的第一位科学史专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总之,在萨顿的勤奋工作下,仅就个人著述来说,在他一生中,共写出了15部专著(这仅仅是指在他生前所出版的专著,在他去世后,又有某干由他人编辑的论文集出版)、340多篇论文和札记,编辑了79份详尽的科学史重要研究文献目录。而且,与这些著述、研究及教学相关,他在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形成和确立方面的贡献要更为重要。在20世纪初,在美国专门从事科学史教学与科研的职位还为数极少的情况下,萨顿幸运地得到了这样一个职位。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萨顿曾一篇介绍别的科学史家的文章中这样说过:“一个人有个好的位置是件幸事,但当他被一个抱负不凡的目标所激励,例如当一种宏伟的设想捉住他并占领了他的整个身心时,那就是更大得多的幸福了。此时,就不再是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工作,而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可敬的人。”其实,这样的说法也完全适用于萨顿本人!
  萨顿最重要的业绩在于他奠定了科学史学科的基础。正如萨顿的学生所言,萨顿的不朽功绩在于,“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现在科学史已是一个稳定的学术领域。乍一看来显不出萨顿影响的痕迹,然而他不仅通过英雄般的劳动业绩创造并收集必要的的建筑材料,而且他也把自己看成将科学史建成一个独立的和有条有理的学科的第一个深思熟虑的建筑师,他的确是科学史的第一位建筑师。”
  由于萨顿的巨大贡献,在生前,他的成就便已得到了人们的承认,他曾获得过许多荣誉和奖励,在各项奖励中尤为值得提及的是,国际科学史界最高的荣誉,由科学史学会颁发的以萨顿的名字命名的萨顿奖章的第一位获得者,就是萨顿本人。实际上,就科学史学科的体制化建设来说,萨顿一直梦想着有一枚科学史的奖章,他甚至曾具体地设想在奖章上能装饰有爱西斯女神的形象,但他从未想到过的是,他自己的肖像也会出现在奖章上。

三、“他的灯光曾在那里,我把那灯光怀念”

  萨顿坚信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正如萨顿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在他的著作中,有四条指导思想一直贯穿始终。这四条指导思想就是:统一性的思想、科学的人性、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以及对宽容和仁爱的极度需要。
  萨顿去世后,《爱西斯》杂志在萨顿诞辰100周年纪念的时候(1984年),萨顿的女儿,梅·萨顿这位后来比乔治·萨顿名气更大的诗人和小说家发表了一首充满感情的诗作来悼念她的父亲。在这首诗的结尾处,梅·萨顿深情地写道:
  此时,死亡的余音只是人们对他的颂赞,
  就像一位邻居所写所说的那样:
  “我不认识你的父亲,但是
  他的灯光曾在那里,我把那灯光怀念。”


  摘自《新人文主义的桥梁》,刘兵著,收入江晓原、刘兵主编:《萨顿科学史丛书》,即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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